尽相同。我们可以把这些考虑综合为三问：
第一问：未来配偶是否在感情上可信、可靠？
第二问：两人是否志趣相投？
第三问：两人性格的配合，是否有助婚后和谐生活和个人发展？
除此以外，对一个本身极聪明能干的女子来说，应该还有分量很重的第四问：未来丈夫是不是一个让自己尊重的人？
思考感情问题时，大概没有谁会像写文章一样，列出清单。但她们的思维实际上还是围绕上面说的几点。我们不妨想象如林徽音那样的女性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感情上是否可信、可靠。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这大概就是有没有“安全感”——这种“安全”和经济能力没有关联。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但要求男性感情专一，也要他们在肉体上专一，因为很多男人爱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而女人都明白，这种界线完全是自欺欺人。林徽音自小目睹父母间的三角纷争，又岂会忽视这一点呢？徐志摩在英国热烈追求她，表示要为了她而离婚，却同时让妻子张幼仪怀了身孕。假如一个男人对你热烈追求之际，却同时和别的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你认为这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吗？感情最浓烈的时候尚且如此，日后浪漫情怀稍为冷却，“专一”会有多大希望呢？
第二，志趣是否相投。也许很多人以为林徽音和徐志摩匹配，是因为两人都有文学天分，这未免是想当然矣。林徽音选择建筑学是十多岁就立下的志愿，因此不论是工作还是研究，她和梁思成一直相辅相成。他们跑遍大江南北，解放前后，他们的奋斗目标始终如一，说到志趣相投，实在很难有更好的配搭了。以建筑为专业，可以以文学为嗜好——这正是林徽音的选择；硬要反过来，又是否行得通呢？
第三，性格的配合。说到徐志摩性格方面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要说他热情、天真、没有机心等。从交朋友的角度来看，这些当然都可以说是长处，但如此性情的人在实际生活方面往往一塌糊涂，徐志摩是个好例子。这样的男人，如果碰上一窍不通、只懂玩乐的配偶，固然是个悲剧（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正是例证），但如果配上精明能干、希望有所作为的女人，也还是一种悲剧。结婚前大家可能觉得人生寄意于美丽的文字就够了，那是因为各自回家就有家人照顾；结婚后男的在实际生活方面愈“无为”，就代表女的要负起愈重的包袱。“天真”的男人可以很可爱，但又是否会让人尊重呢？
从前评论读书人，讲究“道德、文章”；到了“主义”挂帅的年代，又出现了不管文章如何，必须“主题先行”的现象，反正结果不是因人而废文，就是因文而废人。相对之下，徐志摩是幸运的。他的才华有目共睹，他身边的友人因为爱才，往往为他品德上的毛病辩护，比如胡适谈论他，重复用上的字眼是“单纯”和“梦想”，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个偏才。抱着欣赏的态度跟这样的人物做朋友，可以在他身上看到自己被生活磨掉的素质，因此特别珍惜他。但如果家里有个偏才青少年，做父母的不论心理负担还是实际负担都会加重，假如做妻子的有个偏才青少年似的丈夫，以“浪漫”为婚姻的基础，能否经得起日积月累的磨蚀呢？
一直鲜有人谈到的，倒是梁思成的吸引力。大家知道他因为交通意外断腿，对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造成困难，林徽音不在乎这一点，当然因为他有很多别的长处。在建筑学方面，他笔下的功底比林徽音强；以研究方法论，他比林徽音更有条理；对以建筑为抱负的林徽音，这些都是值得钦佩的地方。至于性格方面，梁从诫说父亲很有幽默感，我们从老照片中看到梁思成的笑容，也能有所感受。我们这个年代的西方女性谈择偶条件，常把幽默感列在首位；虽然林徽音未必如此，但如果幽默感是配合着坚毅的意志和巨大的包容力（见下文），对于有大志的新女性就很有吸引力了。更有意思的是，梁思成在照片中总给人一份从容的感觉，英语有个说法，是comfortable in his own skin，中文大概可以说“自在”——那是充分自信而毫不自大的表现，是很罕见的素质。正因自信，所以他不怕让太太在很多场合当主角，这当然也是他吸引林徽音的原因。
倒不是说林徽音和梁思成的婚姻就没有为女方带来困扰。梁家亲戚众多，实在是林徽音日常生活的一份重担。传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而减色，所以林徽音一直有家务缠身、才华无从发挥的怨叹，觉得自己只是“为人妻、为人母”。她面对实务能力强，又“非常爱她，待她极好”的梁思成，还不免有这番感叹，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社会规范认为家务是女性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反映聪敏的女性观察身边事物，比旁人先知先觉，因此往往先于别人采取行动，时间久了，难免觉得很多事情都落在自己头上。即使是活在今天的女性，也同样面对这种由社会规范和个人性格编织成的陷阱。
除了理智的考虑之外，林徽音和徐志摩之间也有一道感性的藩篱。林徽音曾经说过，自幼目睹父母三角关系带来的痛苦，留下极大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