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
我们一般会看数据。通过数据基本能够看出身边的女性都在经历着什么。除此之外，还能看出社会的变化。如此一来，自然就会明白家庭主妇绝不是什么划算的工作，而且风险很高。最重要的是，人们眼前就有活生生的例子。于我个人而言，那个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个不幸的家庭主妇。我猜佐藤同学的母亲应该是一位幸福的家庭主妇吧。正因为母亲幸福，你才会觉得像母亲那样活着也不错。可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找到像你父亲那样的丈夫。我想，这个目标的难度应该非常高。
而我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能够找到像你父亲那样的丈夫的时代，恐怕再也不会来临了。男性的收入正在不断减少，离婚率也不断上升，婚姻再也不是一辈子的关系。虽然数据只是概率，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但至少可以说，风险是非常高的。
佐久间女士，您作为一名经营者有什么感想吗？还是会变成重视效率的经营者？
佐久间确实是这样。
上野比如员工来请产假，你会感到为难吗？
佐久间的确会的。我日常面对着一种矛盾，就是普遍价值观告诉我必须这样，我的私心却不愿这样。以前在公司当OL(Office Lady)，所有答案都是固定的，我只要照着做就好了。现在成了经营者，所有答案都由自己来定，所以思考个人的处世原则也随之变得特别困难。
上野我想请教一下，你如何处理内心理想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落差？
佐久间我比较纠结的是工作与家庭、育儿之间的矛盾。我在生孩子之前就创业了，32岁生下孩子。当初创业的目的明明是兼顾育儿和工作，但我总是被人贴上只能二者择其一的标签。比如“你肯定参加不了聚餐吧”“你得早点儿回家吧”。别人关心我当然是件好事，但是我想一边积极育儿，一边积极投身事业啊！虽说有想做的事情只要放手去做就好……但是身边难免会有陈旧的价值观，比如“我劝你还是别乱来”“你这样会不会太过了”。每当出现这种声音，我就会深深感慨：要想坚持做点儿什么，真的好难啊。
上野名为“为你着想”的歧视，对吧？其实也有像菅义伟政权的公关事务主管（时任）山田真贵子那样完全不拒绝聚餐邀请的人。
佐久间而我则是完全得不到邀请。
上野这对你有实际损害吗？
佐久间有的。因为我们这一行的工作都来自与他人的交流。
上野山田真贵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这么做就是为了不错过任何制造人脉的机会。不过公关工作现在很大一部分都能在线上完成了吧？
佐久间现在的确是的。
上野在信息产业，人们只注重成果，至于网线另一端的人是什么性别，好像关系不大。
佐久间我一开始的事业主要在人才领域，目的是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后来就逐渐偏向类似于公关的，也就是方便人们购买服务，或是有相关价值的领域了。我感觉自己想做的事情和目前能做的事情好像很难联系在一起。
上野因为有需求才有市场，你把工作转向那个领域，是身为经营者的正确判断。
佐久间有道理。公关是我目前能做的事情，但我想做的事情依旧是提高女性的劳动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两者联系起来。
上野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呢。
育儿外包·择偶条件
上野甲斐女士现在还是一位快乐的妻子，那么您是没有孩子吗？
甲斐是的。
上野刚才田中女士也提到，以前过二人世界真的很快乐。要我说啊，两个成年人过着住宿集训一样的生活，那能不开心吗？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只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足够保持家庭运转。然而，小孩子都是非常自私的，从来不会给人时间上的宽裕。他们不仅完全不考虑大人的方便，还会要求大人迎合自己的方便。你之前说准备搬去新加坡，那你们准备在新加坡聘请临时保姆或住家保姆吗？
甲斐是准备这么做。我们夫妻俩在结婚时和结婚好几年后，依旧会彼此商量着决定是否要孩子，今后要不要丁克，如果要了孩子该怎么分配育儿和家务工作，每个人出多少力。
因为丈夫工作调动，我们年内就要搬去新加坡了。对于要在那边请住家保姆或用人的决定，其实是我丈夫先提出来：“你不要像日本人那样全都自己包揽。”因为是搬家到国外，我多少有些不安，但是听到他那句话，我就觉得能放心去了。
上野在签证问题上，有丈夫能拿到工作签，妻子却拿不到的情况呢。国外其实有很多日本女性因为签证类型而被禁止工作，进退两难。
甲斐是的。
上野新加坡是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所以能够轻易找到住家保姆或临时保姆。如果日本变成那样的社会，您会毫不犹豫地做同样的事情吗？还有佐藤同学，你会选择找保姆吗？我想问问在场的所有人。
佐藤这只是我纯粹的想象。如果我当了家庭主妇，应该不会另外请人。如果是夫妻两人都出去工作，那么请人打理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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