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寐者

体能成为终有一死的世人命运中的例外。我在LifeMath上阅读预后的估算结果，接着又睡去；梦里，死亡以数据曲线的形态出现在我眼前。

发现它的那天，我正在写一个我已经写了很久的故事。故事有关我如何和某个人重新在一起，我们为何不该在一起，以及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尽快停止这样在一起。我们并不快乐。我们向来没办法做到共处一室而不睡到一起，但睡到一起后的我们又总是不快乐，就这样我们不断回归到这样的处境，在床上，不快乐。我们认识彼此很多年了，而我们对彼此的认知是一张经久不衰的网，网上写满了我们不该，捕获着我们自作自受的荒谬痛苦。

先是做爱，接着是被发现的肿块，接着是上电梯去取电影票，接着打电话预约医生，接着在日记里写，我多么希望我们也许终于离不再仅仅因为地球上有对方存在就苦不堪言更近了一步。我没写下我们发现我胸里有块什么东西，或是我们看的动作片的名字，或是我们下床的时间。

那时我对癌症知之甚少，让我恐惧的并非癌症本身。我的恐惧来自搜索引擎。我害怕当我输入“胸部肿块”时电子屏幕会弹出的内容，害怕流传在博客和论坛间的疾病文化，害怕被动变为病人的过程——那病人带着称呼、签名、剧痛、网络新词，和别人的鼓励。转移性，义乳，NED。自第一天起，我便为自己的这些词语而恐惧。

接下来的事平淡无奇——我在日记中以精准的回避手法，记录下当人因某事忧虑却不肯明说时的细微动作。我写下自己如何洗衣、扫地、铺床，发誓会结束这段棘手的恋情。我将这个故事讲给自己，以逃避讲述另一个故事。

我们被告知癌症是个入侵者，要与之斗争，又被告知它是我们自身偏离正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野心过于旺盛的细胞类型，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比喻，是应与之共存的自然现象，是死亡的某种特定媒介。我们被告知它在我们的DNA里，或者在这个世界里，再不然，便是在基因和环境难以辨清的混合物中，没人有能力或动力去找到它。我们得到的只有概率中的噪声，它告诉我们，起因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而概率中的沉默——癌症的来源遍布我们共处的这个世界——却未被通报。我们的基因被检测，但饮用水没有被检测。我们的身体被扫描，但空气没有被扫描。我们被告知它存在于我们情绪的错误里，或是被告知它存在于我们肉身的必然中。我们被告知疾病和健康有别，急性和慢性有别，活着和死去有别。癌症的消息出现在显示过总统大选新闻的屏幕上，与它同时到达邮箱的还有社交媒体上的好友邀请。放射科医生使用的散列线标志和无人机驾驶员的一样，承载着癌症的屏幕同时也上演着所有经过调停的全球恐怖行动和非现实事件。

罹患癌症的感觉一点也不真实。癌症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外星生物，被工业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以忧虑为由头，促成了一场与人类的意外碰面：始于星际，感知参半，糟糕透顶。癌症治疗像是一场梦境，我们只能从中不完全地醒来，接着发现不完全地醒着是“梦之书”的另一章节，书中的梦是一份文献、一个容器，装着醒来和沉睡、一切欢愉和痛苦、不能承受的谬论和随之而来的喷薄的意义。梦中的每一刻都广阔得让人无法忘却，而关于梦的每一缕回忆都很快被健忘的人们所遗弃。

胸外科医生说，患乳腺癌最大的风险因素就是拥有胸部。她要我有人陪伴才肯告知我第一次活检的结果。我的朋友卡拉做着按小时计薪的工作，如果请假就会失去生活所需的薪水，于是她不得不在午休时间开车到郊区的诊所陪我，好让我拿到诊断结果。在美国，若你不是某个人的孩子、父母或是配偶，法律并不会为任何人请假照顾你提供保障。如果你在家庭的围城之外被人爱着，法律不在乎那爱有多深刻——即便是被世上所有不被官方承认的爱包裹，当你需要他人照顾时，这照顾也只能在暗中偷来的片刻中发生。我和卡拉坐在天窗下的浅褐色会议室里等待医生时，她把随身携带的小弹簧刀递给我，好让我藏在会议桌下的手在紧张时有东西可握。经过这一系列戏剧化的事前准备，医生所讲的不过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我有一个——至少一个——恶性肿瘤，3.8厘米，位于我的左胸。我将浸满汗水的小刀还给卡拉，而她回去接着工作。

由胸外科医生送交给肿瘤科医生之后，我拿到了余下的病理报告。在悉达多·穆克吉关于癌症的“传记”《众病之王》中，波斯王后阿托莎是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乳腺癌患者，患癌的她从公元前550年穿越时空去寻找治疗方案。我第一次去肿瘤科也是我第一次去满是化疗病人的候诊室，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皇室成员，从此，穆克吉那有关贵族患者执着于巡视不同医学历史的思想实验在我眼中化身为癌症文化中常见的典型谬论。癌症并非一成不变地封印在无关历史的身体内，在技术进步的轨道上移动。没有病人是完全孤立的个体，每一位受难者——那些苦于癌症治疗的人，还有那些苦于照顾癌症患者、疲惫不堪的人——都夹杂于星罗棋布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受制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