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寐者

疾病的历史并非医学的历史，它是世界的历史；而人拥有身体的历史，是为少数的利益对余下的大多数所做之事的历史。

在一张黄色的纸片上，肿瘤科医生写下了“荷尔蒙受体阳性乳腺癌”，字迹就像小孩子的一样——因为他长得实在很像小天使，我和朋友后来私下叫他“宝宝医生”。他解释说这种亚型有对应的靶向疗法，然后在纸上把这几个词画掉。接着他写下“HER2阳性乳腺癌”，解释说这种亚型也有对应的靶向疗法，然后又把它也画掉。接着他写下“三阴性”，解释说还没有针对这种亚型的靶向疗法。这种亚型占乳腺癌的10%—20%，相对其他亚型，它可选的治疗方案最少，预后显著欠佳，死亡率很高。他说这就是我所患的亚型。他说我的肿瘤是坏死性的，也就是说它生长的速度太快，没顾上给自己搭建基础设施。他写下肿瘤的生长率：85%。我问他这数字意味着什么，他告诉我说Ki—67标记指数“但凡高于 20%”的都是高侵袭性肿瘤。接着他说，“新辅助疗法化疗”，意思是要“立即开始”。我没有同意再次接受活检。我不想去检测剩下那几个医生担心是肿瘤的活体组织和硬结：一个确认无疑的肿瘤已经是够坏的消息了，而它的治疗过程将极具侵略性。再来一次痛苦的干预性检查去探清还有什么别的肿瘤，我觉得这没有任何意义。

有一件事穆克吉在书中说得没错：如果波斯王后阿托莎所患的是抗化疗的三阴性乳腺癌，“她存活下来的概率将几乎不会有什么改变”。宝宝医生暗示我，不接受化疗就等于选择死亡。我想，若接受化疗，感觉则像在死去却或许又能活下来，或者是死于继发的副作用而非起初的疾病，再或者是最终活下来，几乎复原，但又并非完全恢复。回家的路上，车载广播里的歌曲提出了一个我没有足够力气去解决的问题：我应该留下还是离开？我不断换台，却找不到一首有合适答案的歌曲。留下或是离开牵扯到在这生命中留下或是离开。我应该活着还是死去？然而如此坦诚直白的问题并不存在。自躺在检查台上的那一刻起，病人就已将她的生命交于一张狭窄的答案之床上，而那些与之对应的问题却从来不够明晰。

“这病的结果会是怎样？”这像是侦探、艺术收藏家、笔迹学家或是任何将不显眼的次要细节带入故事中心的人会问的问题。当事物作为其本身而非其功用而存在时，它便拥有一种魔力。也正因如此，当我们开始相信一系列细胞可以预测出明年六月的剧痛时，这种魔力便开始褪色了。在这种持怀疑态度的解读之下，再没有什么和从前那种魔力一样纯粹——从前，掉落的头发仅仅是对头颅之美的一种记录，而非很快要被收进塑封袋的犯罪证据。

确诊癌症后，绝大多数事物都不复从前。护士递给我一本用亮面纸印刷的册子，封面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在微笑。册子的标题是《您的肿瘤之旅》，但我确定那旅程并不属于我。每一步都在去往德尔斐的路上，遍布神谕，如今的每一点幸运都伴随着“一切都可能更糟”的诅咒，而最糟的情况比更糟还要糟。整个过程中，占卜师不断主动接近旅人，向他们提供预言，声称有能力通过各式奇异的手段来确保好运、回避不幸或是解答命途为何如此，而这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基于谎言的更多谎言，层层叠加成一团愈来愈令人作呕的、灾难的真相。这真相说，我什么都无法知道，那还尝试什么呢。

同时，每踏出一步所伴随的全部感知都像是犯罪现场一样惊人。所有细节都被轻易地无限放大，变为控诉这世界大错特错的证据，而每一个感知的犯罪现场也是数不清的未来或是当下其他罪行的现场。有的罪行以治愈为名，有的则以世界如今的面目为名，所有这些罪行都在侦察的过程中发生，所有罪行都同时产生更多感知以及一片奇观、一场屠杀和一个诠释的机会。在伤害上叠加更多伤害，占卜上累积更多占卜，谎言上构建更多谎言。

如今，被诊断患有癌症并不意味着就此生活在某个宣传册的轨迹中：您的肿瘤之旅是一个谎言。约翰·凯奇写道：“一幅画并不是对于说出的话和其回应的记录，而是一种浑浊的表象——既赤裸又隐晦的历史之身躯的浑浊表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位癌症患者，意味着以一种浑浊的样貌存在——那样貌属于既赤裸又隐晦的身体之历史。

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将他以梦寐者的姿态住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中的那段时间称为他的主教权威时期。眼看死期将至的人是不能进入神庙的，怀孕的人也一样：出生和死亡被小心翼翼地归置在周遭其他构筑中。虔诚的病人沐浴、焚烧贡品、睡觉、醒来，向彼此讲述梦境以打发他们在神庙中的时间，接着他们便遵循梦中得到的神圣处方而行事。这些梦寐者的梦境处方分为两种，一类的指示大抵属于古罗马医学治疗范畴：禁食、食疗、药物、放血、通肠；另一类处方则荒诞到帕加马古城的医生们听了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癌症诊断侵蚀了我辨别有益建议和空洞意识形态的能力。我收到的每一条应对癌症的建议乍听上去都像是这个自己生了病的世界的症状。我在日记中写下“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