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在化疗的前一天从远方赶来。远方通常是我此刻向往之地，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或是佛蒙特州，抑或是像雅典、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城市。接下来的一切会追随“有朋自远方来”的剧本。在这一天，我用从假发网站、CVS和丝芙兰买到的一切法宝试图让自己显得健康，我纯熟的伪装技法总能得到朋友的夸赞。化疗前的这一天，我们绝口不提化疗，除非是必需讨论早晨闹钟设在几点或是去癌症大楼走哪条路这种实际问题。我们像正常朋友一样消磨时间，烹饪，听音乐，激烈地议论其他朋友、想法和时事。
化疗当天，我们起得很早，但仍迟到了至少十五分钟。我们根据车载收音机里的歌曲来预测化疗是否会顺利：《波西米亚狂想曲》意味着不太好，TLC的《瀑布》则稍好一些。化疗和大多数求医体验一样无聊，大部分时候病人只是在等待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在这一点上它与死亡雷同。焦虑与痛苦徘徊于身旁，也在等待它们的名字被唤起，在这个层面上化疗又与战争相似。化疗的整体美学像是未曾被人定义过似的，这使它与一切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无异。而后我们才会开始理解其中的服饰、装置、声音、仪式和构造。
身穿防护服的护士将一根粗针插入我皮下的塑料端口，先是从我体内抽取些什么，再来来回回注入些什么，最后滴进些什么。在每一样东西进入我身体之前，我必须口述自己的姓名与出生日期。
注入我体内的药物多种多样，其中一部分的药效本该是清晰的，比如苯海拉明、激素和阿提凡。我理应知道它们会带来的感受。但在化疗这种情景之下，它们根本不是我原本预期的那样，反而与化疗药物组成了新的感受。每一种化疗药物和添加药物的组合都在我体内产生了一团独特的、黏稠的浑浊感。
我一度是个守时的人，现在却总是迟到。我曾经对哪怕一杯咖啡都反应强烈，现在却能对体内这浑浊的药物毫无反应。我一边接受注射一边向同伴解释：“她们这是要把所有药都喂给我，一点不剩。”身旁的肿瘤科护士表示同意：“是的，我们要把所有药都给她。”
我用从旧货店淘来的奢侈品将自己包裹起来，再别上一枚马蹄形的金色大胸针，争做输液室里衣着最得体的人。护士总是夸赞我的装扮，这正是我需要的。接着她们给我注射一些含铂的药物，于是我成了一个体内流动着铂金、身穿旧货店奢侈品的人。
输液完毕，我坚持坐着直至倒下，不放弃直至放弃，努力打赢每一场桌游，记住身边人读过的每一本书，在条件允许时出门，尽力与人调侃、八卦、剖析些什么，如此进入良夜。恐怖之事正酝酿于我身。有时我确实会告诉同伴：“恐怖之事此刻正在我体内酝酿。”终于，在四十或四十八或六十小时后，我疼得动弹不得，服用任何药物也无济于事——但为了在朋友面前显得乖巧懂事，显得听命于医学，我还是随便吃下些药物，企图缓解这剧痛。
随之而来的是自身处境与药效如点滴般一点一点地成为现实。每天都有一个或多个新问题出现，如此持续七天或十四天，我开始感到一丝野心的苗头。这野心起初是陌生的，接着愈发像我本人，或者说是丧失了能力的本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残障。失能犹如一团浮云一般将我围绕，随机降落在我的某个系统或是坐标里。在我刚刚将其补救的瞬间，它又迅猛转移至下一个系统或是坐标。
一直以来，我总是想尝试和知晓所有事，去所有地方，因此现在的我才会像被囚禁般感到孤立和厌烦。但更多时候，我感到的是一种不同步——一边觉得匆忙，一边又感到滞后。时间是抛开疼痛、工作、家庭、死亡、医学、信息、美学、历史、真理、爱意、文学和金钱之外，癌症的另一大难题。
2
针对乳腺癌的治疗在表达至极致时近乎一种彻底的侵袭：侵袭头发，侵袭睫毛，侵袭眉毛，侵袭肌肤，侵袭思想，侵袭语言，侵袭感知，侵袭活力，侵袭食欲，侵袭情欲，侵袭母性，侵袭生产力，侵袭免疫系统，侵袭生育能力，侵袭乳房。
“要自我管理，”那个名为“所有人”的领导下达以下指示，“要卖力工作，保持积极乐观，描画新的眉毛，用假发和彩色丝巾遮住你的光头，在瘢痕之下植入泪珠形或半球形的硅胶假体，重建乳头，或是文上少女般粉嫩、错视画般逼真的乳晕，或是将你后背和肚子上的脂肪移植到胸前，疲惫时锻炼，厌食时进食，去做瑜伽，避免提及死亡，吃一片阿提凡，守规矩，畅想未来，配合医生，参加‘人美心更美’活动并领取高级美妆套装，参加五公里跑，就做爱时是否佩戴假发征求丈夫的意见（书上是这么说的），注射室一次只许一位家属陪同（门口的告示牌这么说），把粉红丝带贴到豪宅门口的‘待售’牌子上。”
那些老派俗套的戏码犹如一张结实的手掌带来痛苦与难堪，言辞不明的矛盾也助其一臂之力，仿佛人只要保持被困惑包裹的状态，就可以不去感知正在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们这些患有乳腺癌的人被要求应当和以前的自己一样，但又要比以前更好更强，同时还要凄惨得令人心碎。我们要将不幸留给自己，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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