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

比之下，另一种不甚招摇的工作是等世界建好后负责维持它的状态。搭建世界是一种切实的快乐，但余下一切工作的性质则尚无定论。我们彼此交换的那些辛苦与努力时常无形却始终必要，要决定它们所带来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性质并不容易。要在不断展露的世间万象里，在那些我们始终在营造的、遍布各处的空间中读出美来，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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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症的通常是某人的母亲，或者是姐妹，再或者是情人、妻子——起码在书中总是这样。文学作品中，一个人的癌症似乎是为了促成另一个人的顿悟而存在的，疾病则通过病人的样貌而体现。在我病时参加的一场诗歌分享会上，一位诗人近乎哀号地朗诵有关她从未患上的癌症的诗歌；接着另一位诗人在另一场分享会上做了同样的事，似乎每个人的母亲都有同样的故事。接着我收到一本寄来的书，书中那位母亲正在被癌症侵蚀，她如今苍白又消瘦，于是被拿来和一大群清瘦白皙的美人相比较。这些文学作品并不差，但是它们都不可原谅。

麻风病人曾被唤作上帝的俘虏，慈善的契机，他们在进入每座城市的时候都喊着：“不洁净，不洁净了！”就好像癌症病人只用我们的相貌，就能喊出：“视我为工具吧，视我为工具吧！”

我曾经拥有头发。我会梳通长发，松松地在头顶盘一个髻，洗脸，拍上精华液和乳液，穿上睡衣，爬上一张铺好的床，读书直至睡着，早晨起来后放下头顶的头发，走进洗手间观察镜中的自己有没有在夜里发生什么变化。我会涂上防晒霜、睫毛膏、眼线、口红，戴上耳环，检查指甲油有没有掉，在衣裳和性爱中寻得愉悦，为食物而馋涎。如今的我为自己曾不明哲理到了会对着镜子寻找皱纹的程度而感到羞愧，也为我曾那样贪求肉体的愉悦而感到羞愧。那时的我像个守财奴，坚信自己丁点大的钱包里装满了财富，而事实上那里除了精打细算的腐朽之外一无所有。我曾像是条狗，以为自己的目的就是守卫那微不足道的欺骗与无常，甚至有时误以为那就是美。如今的我为此感到羞愧，不愿任何人知道自己曾经如此。

在一次手术后，我请一位朋友帮我清点身上的伤口。她说：“我不喜欢这样。”她看上去快哭了，仿佛这是日后会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事一样。我只好央求她。我说，“这是我的身体啊”，“我想知道它遭受了什么”，“我被麻醉了，没人向我解释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个洞”。

我将防止水肿的压力服脱至腰下，站在镜子前。我们盯着眼前所能看到的一切。她充满恐惧，我则带着一种严厉又好奇的坚定。我们弄不清楚哪些是洞，哪些不是，也不懂淤青意味着什么，那些血迹是什么，擦伤又是什么。我身体里的疼痛既无法成为对未来的精确指令，也不能算是对过去发生了什么的可靠解释。整个上半身都疼：脖子手臂淋巴上腹下腹背部眼球咽喉面部肩膀头部。在即将成为我的新左胸的一侧，有一处疼得要命。在即将成为我的新右胸的一侧，有一处也疼得要命。

以写作为生会让人成为一切感官细节的奴仆，遵从表象世界的指令，写出一本又一本书，书中充满虚伪又不可饶恕的展示、残酷又毫无必要的展示，而每一笔伦理道德所要求的讲述则被不负责任地掠过，因为讲述的虽是真相，感官却更容易轻信展示的谎言。

展示是对现实的一种背叛，而现实本来也无法真的被肉眼感知，纵使你想要为了文学而活，“去展示，不要去讲述”也不足以解释那想要活着就必须忍耐的致残过程。

那些略有疾痛却未被诊断、在疑难病症旁盘旋的人是更好的讲述者。他们的痛苦并不带有过多的决定性色彩。他们可以毫无节制地进行自我界定，带着一个病人接近终点的那种诗意的光彩。他们无须承担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节点上、在身躯中具体的某一处、患一种具体且具有明确性别导向的疾病所带来的一切重量。

我不愿以别人教我的方式去讲癌症的故事。在那种惯常的方式里，一个人被确诊，接受治疗，接着要么活着要么死去。如果她活下来了，她将是个英雄人物；如果她死了，她则会成为一个剧情节点。如果她活下来了，她会说些慷慨激昂的话，她强烈的情感会得到赞赏，或者，她会行感恩大礼，而后她的感恩会得到表扬。如果她活下来了，她会成为给他人带来顿悟的天使。如果她死了，她同样会成为顿悟的天使。如果她被准许发声，她可以用断裂的、谜一样的只言片语去抱怨，或是去堆砌情景对话般的陈词滥调、电视剧式的多愁善感和恋病癖专属的情色文学，直到组成一个通顺的故事。文学承载着所有现存的偏见，昂首航行。

一位患乳腺癌的单身母亲应当是搭建感伤意象的好机会，这意象价值千百首乡村民谣。她应该是位精心设计出的美人儿，将她那些昭然若揭的痛苦挣扎奉献给传说中的艺术生长。

如果这是部小说的话，病人会发现她自己是转世的先知约伯，接着她发现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同样是转世的约伯。

如果这是部社会学著作的话，人的经验则会被归纳入各种类别。如他们所说，病人是一种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