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

，像其他一切偏常一样。首先，她会认识到她病了。接着她的新角色，病人，必须得到定义。医生会填好给人力资源部门的表格。如果她有保险，保险公司将接到通知。如果她没有保险，并且足够贫穷，社工会帮她填好医疗补助表格。她会通过社交平台向亲友公布病情，在照片的记录下微笑着被剃成光头，亲友的点赞随之而来。她开始服从治疗，开始将她病情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关联起来。她不得不在他人面前显出病态，开始寻求帮助，树立自己的美德以祈求募捐和送饭服务。癌症病人不像别的偏常之人那样，会被送进监狱或是精神病院，但是在那些地方也有很多人同时患有癌症，却没有一张能睡的床，抑或是化疗后不得不在监狱病房里呕吐。而我们的假想病人——如果癌症是她手头最大的难题的话——循环往复地出现在诊所、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中，像是一辆被送去维修的车，可以勉强保持运行，但不停咳出尾气。

我宁愿什么也不写，也不愿去鼓吹宣传这世界的本来样貌。

我确信，我的疾病若是落到别人身上，将能成为一本更好的书，毕竟又有谁想听锤头不断地抱怨它和钉子的碰撞呢？物件终究只是个物件。至少当信箱里又出现别人写的有关癌症患者的书时，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寄这些书的人总是出于善意，但所有书都是关于某个姐妹、妻子或是婆婆的，所有这些将死的女人都有着一颗光头。她们无法为自己发声，更没有其他什么能用来辨清她们的面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们曾经是清晰可辨的人，但当她们走进那些书中时，都已变得面目模糊了。

这些赠书像是一种证据，证明自始至终都应该是别人的脸庞因为注射了类固醇激素而肿胀，而不应该是我的，也不应该是我的乳房现在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被胶水黏合的皮肤和冰冷的硅胶。但纵使文学另有打算，我，确实是那个病了的人。是我，收到了那一本本书，累积起来几乎攒齐了所有关于将死妻子的癌症文学。女人的痛苦被如此归纳，成了一个生产文学的机会。

在我们这个时代，癌症是最擅于彻底消除患者个人特性的疾病之一，而女性化的癌症更是如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女人就意味着几乎被摧毁，这种摧毁由阶层、种族和残疾步步加深。患癌症的女人常常被迫目睹自己消解，她们被旁人视为可悲的物件却不被允许自怨自艾，见证着别人的悲伤故事，却在悲伤从自己嘴里流出时迅速地被周遭的社会矫正。

若你寄给我一本关于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复杂的、会发声的患癌女人的文学作品，我将打开我的信箱。可我不断收到的都是来自一些泛泛之交发来的无可匹敌的痛苦，这些人与我分歧太多，甚至称不上是朋友。因为我的确诊，他们似乎哭得比我还凶。“这消息给我打击太大了”，那些男人期待我吸收他们因我的痛苦而产生的过度情感，一遍遍地在对话框里用太过亲密的语气写下这样的字眼。

一个从前在酒吧认识的男人决定投入全部精力照顾我。他对我的脆弱所表现出的热情过于高涨，以至于我不得不屏蔽了他的号码。我和朋友们有时会开这类人的玩笑，称他们为“追癌症的人”，或是“癌症老爹”。他们带来装满慢板蓝调的CD，送礼物到门口，时不时献一阵殷勤，试图以古怪的方式勾引我。朋友说癌症引发的这种情欲大概和这疾病不具传染性有关。癌症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一个有关概率而非传播的疾病。朋友说，每个癌症患者都可以被当作一个被概率砸中的人，他们得了癌症，这样你就不用得了。

我们与这世上一切物体和环境共享这个世界——它的系统、分配、生产，还有我们用来相互沟通的机器上的放射性射线。我们所知的一切汇合成这个工业化的致癌星球。我们从这共享的世界得病，这免去了我们将疾病直接传染给别人的担忧，如此一来，癌症容许人们靠近患病的真实体验，同时又不会像其他疾病那样在接近时产生风险。癌症为他人提供了展现美德的舞台，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一种纯粹的苦难——在这样的苦难里，我们尽可以责怪这世上的一切，却又无法将之归咎于任何人。

请用以下方式，去感受一种无机可投的悲痛：沿着街道散步时，想象街边每一扇门后的不幸；接着，乘车穿过城市时，观察每一个店铺、每一幢写字楼，想象其中的每一个工人此刻若无须工作，会选择去做什么事；接着想象那些工人的父母，想象他们若无须工作，会去做什么事，想象他们会希望自己养大的孩子做什么事。

墓地有同样的效果。每一座墓碑都是一个留白的网络百科页面。

接着，在一座监狱门前，重复以上动作。最后，在一家医院门前，重复以上动作。

4

我曾在什么地方读到，尽管许多人都曾记载疾病的历史，却从没人写过一部关于病人的历史。但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每个拥有身体的人都是一位隐秘的历史学家。人们合作书写同一部史书：皮肤是觉知的编年史，生殖器是愚人的玩笑，牙齿则是那咬噬之物的兴衰。

我梦到自己在凌晨三点走在市郊最北端，转一个街角又到了最南端，140街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