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狭窄峡谷前进。二排副排长吉德·乔·希奥特(Guide Joe Hiott)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当时21岁，曾经在陆战队突击营服役，参加过布干维尔战役和关岛战役。他冒着被日军狙击手击中的危险，率领担架队上前救助伤员。他回忆道：
我们转过弯，看到遇袭的侦察队……雷德·林赛(Red Lindsay)下士虽然大腿中枪，但还是在倒地前设法让侦察队队员都隐蔽起来。切斯特·帕斯(Chester Pas)死在峡谷中，尸体还没有取回。弗兰克·吉利奥(Frank Giglio)脸朝下倒在地上，压着勃朗宁自动步枪。我小心翼翼地挪动尸体，取回自动步枪，生怕不小心走火。我转头说道：“吉利奥死了。”我清楚地记得，雷德·林赛回答道：“哦，老天啊，这不是真的。”我看到雷德眼神中的痛苦和悲伤，让人难以忘怀。我安慰道：“雷德，这不是你的错。”侦察队还有一名队员战死，估计是史蒂文森(Stevenson)。医护兵瓦尔特·希普(Walter Hipp)在救助伤员时被日军击伤。
从东边发起进攻的第二十九陆战团一营和二营遭到更为强烈的抵抗，没能打通从伊豆见通往渡久地(Itomi-Toguchi)的道路，不得不改向西南方向前进，希望能“充分地利用高地”。即便如此，第二十九陆战团仍然进展缓慢。到了傍晚，团部下令要求一营和二营修筑工事，就地过夜。
4月15日，美军继续发起进攻。第四陆战团的2个营在前进过程中遇到日军利用地势修筑的洞穴和碉堡，再次遭受严重伤亡。来自俄亥俄州格兰迪森特的梅尔文·赫克特(Melvin Heckt)下士是一名年轻的助理机枪手，隶属B连一排；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天的经历：
早上7:30出发，我们沿着深谷前进，两侧都是高山。中午前后，遇到狙击手和南部机枪的阻击。一天的战斗结束后，全连共有30人战死，死者除了夸克(Quirk)少尉，还有塔特尔(Tuttle)、克歇尔(Kaercher)、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戈德温(Godwin)以及一个通信兵。机枪小队的班克(Banker)、博曼(Bohman)中弹受伤……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频繁的死里逃生，能侥幸活下来全靠上帝保佑。马菲索利(Maffesoli)在我面前经过时屁股中了一枪；班克中弹后，我跑到他身边……直到日军的南部机枪开火、我的手臂和胸口差点儿中枪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已经进入日军的火力网。我们撒腿就跑，仿佛百米冲刺一般。还有一次，我起身奔跑，日本兵朝我射击，却打中了坐在路边的雷德·麦克唐纳(Red McDonald)。他冲我破口大骂，但在发现只是被打中手指、可以因伤离开前线后，又在疏散时对我千恩万谢……谁知道明天又会遇到什么情况！
尽管损失惨重，但第四陆战团的2个营仍然完成了当天的作战目标，占领了位于八重岳以西的数个制高点；第二十九陆战团三营则在稍微靠后的位置“占据有利地形”。然而，在八重岳的另一侧，第二十九陆战团一营和二营一直都没能取得像样的进展。谢泼德少将亲自来到第二十九陆战团团部，想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发现团长维克托·F.布莱斯代尔(Victor F.Bleasdale)中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时年49岁的布莱斯代尔出生于新西兰，在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长大。据曼彻斯特中士的记述，他“作战时猛冲猛打，属于在陆战队里一直都很吃香的那种军官”。多年的军旅生涯“已经把他肌肉发达的健硕体型磨砺得细长精瘦。他常年风吹日晒，脸上沟壑纵横。他经常发怒，脾气上来就满脸涨得通红”。但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勇气：一战期间，他担任机枪排排长，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曾获得1枚银星勋章、1枚海军十字勋章、1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1927年，他参加尼加拉瓜内战，获得了第2枚海军十字勋章。美国参与二战后，他先是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后又返回国内，在勒琼营主持第二十九陆战团的组建及训练工作。
此外，布莱斯代尔还很有女人缘，或如曼彻斯特所说，他是个“风流剑客”。在即将出征前往所罗门群岛的前一天晚上，有人看到他“身着军礼服，佩戴所有的军功章”，站在圣迭戈的美国格兰特大酒店的大堂里，身边全是年轻貌美的女性，“那做派就好像沙皇正在仔细挑选与自己共度良宵的床伴”。在战场上，他是一副海盗做派，“把褪色的船形帽潇洒地扣在后脑勺上，双手叉着细腰，下巴上翘，显得咄咄逼人”。曼彻斯特写道：“无论怎么看，他似乎都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指挥官，但很可惜徒有其表。”这是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在登陆冲绳岛前，他“从来都没有率领大部队作战的经验”，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的确算不上聪明。“你会感觉到，在他那二流的头脑里，一个三流的想法正奋力浮现出来。”
布莱斯代尔在部队里以废话连篇而“臭名昭著”，比如：“多吃东西，一定要吃够了”“这里是美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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