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你最好赶快把伤口包扎好。”
“我不知道怎么包扎。”那个看起来还是个大男孩的士兵回答道。
“你们的医护兵呢？军医呢？”
“不知道。”
“医护兵！”约翰斯顿喊道。
一转眼，林德曼医生(Doc.Lindemann)就跑了过来。林德曼又高又瘦，在所有与约翰斯顿做过战友的军医里面，算得上最优秀的那一类。他用压力绷带迅速包扎好男孩的伤口，再把他送到下山返回的路上。与此同时，约翰斯顿率领机枪小队继续向前线推进，发现阵地上到处都是年轻美国士兵正在腐烂的尸骸，他被眼前的惨状惊得目瞪口呆。由于阵亡者的尸臭令人难以忍受，约翰斯顿的机枪小队马上就开始收集狗牌以留给坟墓登记处用来识别阵亡者身份，然后开始掩埋尸体，“至少保证那些该死的苍蝇不会循着尸臭在尸体上大快朵颐”。
看到准备撤下前线的陆军士兵一盘散沙的样子，约翰斯顿拉住其中一人，问他阵地上有没有军官。那个士兵指了指一具已经腐烂得不像样子的尸体，回答道：“那个就是我们的排长。”
“那现在这里谁负责？”
在场的陆军士兵无人回应，约翰斯顿随即又追问阵地上有没有下士。
“我。”一个年轻的士兵答道。
“情况咋样？”约翰斯顿问道，他想知道阵地上“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那个陆军下士根本就不知道约翰斯顿在说什么。约翰斯顿回忆道：“他是个好小伙子，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他也的确想帮忙。然而，他与所有第二十七师的士兵一样，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他就没有接受过上战场所必需的训练。”
约翰斯顿只好一点一点地打听情况，询问那个下士炮火是否一直都如此猛烈。
“有一阵子了。”下士答道。
“我们就没什么应对办法吗？”
“见鬼，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咋办。”
“你们试着向前推进了吗？”
“最近没有。”
在阵地的一侧，约翰斯顿发现一个陆军机枪手架起勃朗宁重机枪一梭一梭地射击，却“看不到他的目标在哪里”。约翰斯顿意识到机枪手为日军火炮提供了“绝佳的瞄准点”，建议他最好停止射击。机枪手照做了，然后日军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就渐渐减弱了。
在寻找有利的射击点时，约翰斯顿手下的班长、一等兵拉姆(Lamm)腿部中弹。约翰斯顿割开拉姆的裤子以便医护兵处理伤口，结果发现伤势十分严重。为了让拉姆打起精神，约翰斯顿戏称“这个伤口值25美元，刚好够回家的船票，但他的脸色却糟糕透了”。拉姆在前往急救站的路上因伤重身亡。
确定机枪的射击点后，约翰斯顿把一个茅草屋顶的已经千疮百孔的狭小猪圈当作指挥所。正前方是一道与阵地平行、坡度平缓的山谷。从阵地出发前进四五十米，就可以到达谷底；再前进四五十米，就可以到达山谷另一侧的高地。谷底停着一辆废弃的坦克。山谷向右延伸大约500码的距离后，“地势突然抬升，形成一座陡峭多石的高山”。山脊另一侧的正前方是一道“又大又深的峡谷”，名叫“安波茶口袋”(Awacha Pocket)。另一道山谷以安波茶口袋为起点，一路向西直通大海。约翰斯顿回忆道：“我们来到前线，两眼一抹黑，结果牺牲了一大批优秀的战士，才终于摸清楚情况。”
在约翰斯顿的机枪阵地附近稍微偏西的位置，第五陆战团三营K连的斯特林·梅斯下士同样也在5月1日跟随部队进入前沿阵地。梅斯在纽约城皇后区一家五金店铺后面的住宅出生，之后随父母搬到“小意大利”，童年吃了不少苦，衣服全是廉价商店出售的便宜货，鞋子更是尺码太小，从来都没合过脚。然而，这一切都为梅斯后来接受的考验打好了基础。他后来写道：“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但作为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孩子，作为穷困潦倒的一代，我们早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了。”
梅斯是一名参加过佩莱利乌岛战役的老兵，在登陆冲绳岛时，负责指挥一个4人火力小组，成员包括1名勃朗宁自动步枪手、1名组长助手、1名侦察兵，还有他本人。梅斯的侦察兵是时年32岁、绰号为“软蛋”的一等兵鲍勃·惠特比(Bob Whitby)，他已经结婚成家，有两个女儿。“我手下的那三个兵都没上过战场，”梅斯写道，“要靠老兵指点才能大概了解战场的情况。但是想要讲清楚战场的真实情况实在太难了，我只要一开口就感觉自己说的全是废话。”这三个新兵蛋子很快就会体验到真正的战斗是什么样子。
5月1日，梅斯和他的火力小组一边前进，一边“紧张地扫视前方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小山包”，突然“感到脚下的地面蹿了有足足1英尺高”。之后，炮弹呼啸而来，梅斯一行跑着“之”字路线逃离，爆炸掀飞的土块砸在他们的头盔上。梅斯看到一个散兵坑，马上跳进去。其他人也全都照做，躲进散兵坑，并“把头探出坑口观察坑外的状况，结果看到一片火光闪烁。”一枚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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