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倒地。一个陆战队员回忆道：“他再也坚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
德马上士冲上山顶后腿部中弹。他回忆道：“敌军的火力不断地击中我周围的地面，我的步枪卡了壳……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被困在糖糕丘上，腿也动弹不得。”幸运的是，其中一辆被日军击毁的坦克的驾驶员霍华德·佩罗(Howard Perrault)下士营救了德马，并将他送到最后一辆没有受损的坦克那里。之后，佩罗也中弹负伤，与其他伤员一起坐在坦克甲板上撤退，结果在坦克遭到日军扫射时中弹身亡。
日落时分，G连所有的幸存者都撤下糖糕丘。参与进攻的151人，只剩下72人可以继续作战。伤亡人员包括连长、副连长、2名排长、2名上士。一个陆战队员回忆道：“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三排已经覆没。连里实在是太缺人了，许多班和火力小组只好取消建制。”
5月13日，第二十九陆战团三营在第二十二陆战团的东侧发动进攻，在可以俯瞰安里川上游河段的山区取得了少许进展。一天后，上级命令第二十二陆战团二营首先攻下位于糖糕丘西侧和北侧的高地，之后再向糖糕丘发起进攻。
向二营军官下达作战指令时，伍德豪斯中校给上级指定的那3个目标起了代号，分别是1号高地（位于糖糕丘以北，是距离美军前线最近的高地）、2号高地（糖糕丘）、3号高地（位于糖糕丘以西）。伍德豪斯说：“作战任务是，首先拿下1号高地，然后攻下3号高地，最后集中所有的兵力夺取2号高地。有问题吗？”
“有，”一位连长答道，“为什么不按进攻顺序给高地编号呢？左边那个山头是1号高地，右边那个是2号高地，正对着我们的是3号高地。”
“办不到了，我已经把进攻顺序汇报给团部了，所以进攻顺序必须是1号高地、3号高地，最后轮到2号高地。”
然后，伍德豪斯询问手下军官，想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还是想问问高地的排序问题，”那个连长还是不愿放弃，“我们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好吧，算了，”伍德豪斯答道，“这样吧：右边的是1号高地，左边的是3号高地，正前方的高地就叫‘糖糕丘’好了。”
由于G连的兵力已降至一个加强排，F连和E连担当起主攻的角色，分别攻击位于糖糕丘右侧、左侧的高地。早上7:30,F连和E连发起进攻，虽然很快就攻下这两个保护糖糕丘侧翼的山头（1号高地、3号高地）的正坡，但之后却遇到困难：无论想绕到高地的后面，还是试图直接翻过高地，都会遭到日军猛烈的火力打击。攻上3号高地的E连处境尤其危险，因为3号高地位置前突，与附近陆战一师的前沿阵地距离较大，左右两侧和后方都会遭到日军的纵向射击。F连的代理连长埃德·佩斯利(Ed Pesely)中尉回忆道：“3号高地上能够继续作战的士兵所剩无几，因为他们的左翼不断地遭到猛攻。”
下午3:00，陆战六师师部命令伍德豪斯“不计一切代价”占领糖糕丘，并且派出第二十九陆战团二营K连协助三营的作战行动。夜幕逐渐降临，由于进攻部队仍然没能拿下糖糕丘，三营副营长小亨利·A.考特尼(Henry A.Courtney Jr.)少校赶到F连的指挥所。29岁的考特尼来自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市，以前是个律师，1940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预备役部队并成为一名军官，之后担任连长，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在威廉·曼彻斯特（他和考特尼很熟）的笔下，他是“一个长着金发的俊小伙，用当时的话说，他的样子像极了午后场电影里的偶像。他的外貌与擅长饰演硬汉的约翰·韦恩差了十万八千里。考特尼身上带有一点儿阴柔气质，举止优雅，几乎有点儿娇气”。
考特尼决心掩饰他的外表，告诉连长佩斯利——他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从普通士兵晋升为军官——K连必须参加进攻糖糕丘的作战。他发现糖糕丘上有人，认为他们是美国士兵，于是说道：“连长，你的兵已经攻上山了，我们快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吧。”
佩斯利很清楚，山上一个K连的士兵都没有。他后来回忆道：“山上的那些人全都是日本兵，没有一个我军士兵。如果山上真的是我们的人，他们肯定就会挥动手臂，让我们赶快上山。”然而，由于考特尼坚持要率兵前往糖糕丘，佩斯利被他的热情感染，并没有提出异议。唯一的问题是，不断有人发射照明弹，把山坡照得像白天一样。考特尼说：“照明弹一灭，我们就发动进攻。摸着黑上山也许能安全点儿。”
随着最后一颗照明弹的光照缓缓消失，F连那几个不满额的排，在考特尼的带领下开始向糖糕丘进发。在山脚下，他们与G连从3号高地下来的一部分战士会合。集合完毕后，考特尼告诫所有人多加小心，因为糖糕丘正坡上的山洞和坑道里仍然有日军驻守。说罢，他下令：“出发！”
K连和G连的士兵依令行事，开始攀爬糖糕丘正坡。他们刚刚爬上山顶，排成一长溜的散兵线，日军投掷的手榴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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