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轻响。
电话响起时，父亲没有动，萨拉也任由电话一直响。但她妹妹接了电话，跑下楼，凑到她耳边低语：“有个男孩打电话找你。”
听着窸窸窣窣的耳语，萨拉的身子骤然一紧。很少有人给她打电话——男孩更是一个都没有。
她知道自己的声音在接起电话时颤抖不止：“你好……”
“萨拉？我是阿其尔。”男孩说。
阿其尔。一阵惊喜涌上她的心头。阿其尔，学校里新来的男孩，在戏剧《我们的城镇》中扮演萨拉的丈夫。
“嗨。”萨拉说。可她喘得很急，她不知道这样的对话该如何继续下去。
“这是你的手机吗？”阿其尔说得字正腔圆，口音几乎没有，像个英国本地人。可他的父母来自埃及。她听他说过，他的父亲是个教授。“我是说，我本想打你的手机的。”
“哦，我没有自己的手机。”萨拉说。
她立刻反悔了——她干吗说出来，在别的孩子眼里，她一定很奇怪吧。
“哦。”阿其尔说。
莉比在看她，张着耳朵，想听清电话那头在说什么。
“好吧。”阿其尔清了清嗓子。停顿间，渴切之情烁然绽放。“你知道明天的排练是什么时间吗？”
她羞红了脸。这只是个正经的电话。
“我忘记写下来了。”阿其尔解释道。
电话不到两分钟就挂了。屋里的世界涌了回来：父亲围着浴巾坐在桌边。他的眼神透露出，他拒绝解释出了什么事。
《幸运之轮》转啊转。一个谜题解决了，下一个谜题又来了。萨拉感到下颌后方有点疼，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咬牙咬得多么用力。
最后，父亲开口了。
“萨拉。”他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一丝希望飘来。解释要来了，零碎的线索能化零为整了。
“我想让你下楼去，数数我们有几加仑[2]水。”
萨拉在这一刻明白，出事了。
地下室。她讨厌地下室。地下室预示着一切都会失常。这儿储存着许多食品罐头，用以应对核冬天。这儿储存着水源断了后他们能喝的水，储存着用来以物换物的子弹，以免有一天金钱失去价值。这儿还有许多杆枪，当小偷潜入时，父亲会用枪来守卫食物、水和子弹。
难以想象睡在地下室中的日子：光溜溜的灯泡，狰狞的蜘蛛，浮尘的气味，唯一的小窗封得严严实实。不过他们在角落里备了毯子和枕头，以防万一。三张叠好的折叠床正在一旁等候。
下楼途中，萨拉的手抖个不停。她走到地下室深处的水罐边上。她数得很慢。她数了两遍。
父亲总是说气候在变化，海平面在上升，油和水在枯竭，还有小行星。小行星最让萨拉担忧。夜晚躺在床上时，她能看见许多星星，有时她会感到一颗星星越飞越近，虽然那可能并不是一颗真正的星星。
“不过，也许这些事一件都不会发生，对吧？”她经常对父亲这么说。没人能看到未来，父亲亦无法断言。“反正近来一切都好，对吧？”
“也许吧。”他总这么回答，一边摇头，像是在否认，“但或迟或早，要出大事了，一切将不复以往。”
这就是为何，他们在院子里种了蔬菜。这就是为何，当西葫芦成熟，他们要将之塞进大缸；等土豆长成，他们要将之冷冻干燥。这就是为何，他们要储备够她用上两年的哮喘用药。放药的盒子置于地下室最高的架子上。
没人知道他们在地下室囤了东西，连父亲的兄弟乔也不知道。乔和父亲都出生在这栋屋子里。乔在离家数年后于去年夏天来访。父亲说他在亚利桑那州吸毒。他到访的整整两周内，他们锁上了地下室。因为对地下室来说，最重要的是让里头的东西不为人知。
细微的声音从身后的台阶上传来。萨拉抬起头，是黛西在门口直直地俯视着她。白皙的爪子伸展开，巨大的影子映在台阶上。
萨拉想起父亲曾说到过猫。他说，当灾难发生时，他们得放弃这些猫，不然食物和水不够分。他说他会人道地解决这件事，可他可能会开枪杀了它们，那或许是疼痛最轻的方式。萨拉想起小猫咪出生时的样子——还未长出牙的小嘴，小巧的眼珠，裹着胎膜，黛西叼着它们走来走去。黛西明白该怎么做，明白该怎么叼起小猫——轻轻咬住它们后颈处的毛皮。
萨拉喉咙一紧，它们还是小宝宝啊，她和妹妹得劝说父亲不要那么做。
厨房里，父亲正望着窗外，目无焦点。他的眼眸透着一种罕见的绿色，比萨拉记忆中他露出的胸毛还要暗沉。
“有多少？”他问。
“五十加仑。我们有五十加仑水。”
“好。”他站在桌边，依然捏着腰间的浴巾，“好。”
事情一点点露出眉目。父亲没有按顺序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相慢慢浮现。如同那年夏天，妹妹在院子里学会了用柠檬汁写隐形纸条——你得把纸条放在阳光下加热，才能看清上头写了什么。那天晚上，父亲讲述的事情也是这么展开的，需要耐心，需要破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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