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传：我的视角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9),p.13.">有趣的是，许多1900年前后出现的传记都显示出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作者似乎希望他们的主题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又能让这种独特性潜藏在受人尊敬的社会类型中，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社会类型。所以，像那位温图族女人一样，在介绍独特的自我之前，他们可能会花大量笔墨描绘父母、叔叔、阿姨和他们的社交世界。

即便是自称个人主义者的美国人，在过去和现在都还是更倾向于写家族史而不是写自传。我注意到，一些退休的同事会运用自己的研究能力来重建自己的家谱。通常，他们会追根溯源到欧洲，设想自己的祖先史诗般地横跨大西洋的旅程，而后他们在东部沿海城市里打拼生活，在中西部的农场里站稳脚跟；然后才开始讲述自己那一代人的故事，包括兄弟姐妹的出生，自己的童年受到的教育，等等。让我惊讶的是，大多数家族史都会在这个时候结束。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何要在信息足够充分，能够描绘完整个体的时候收笔呢？答案或许是：故土的生活可能充满浪漫色彩，漂洋过海的经历可能是史诗般的，在新世界里筚路蓝缕可能富有英雄气概，幼年时受到的教育可能带有恋旧情结；相比而言，成年后的经历总是千篇一律，无非是家庭琐事、更换工作、任职升迁等等，这些都不值得写，或者只能写给家人和亲密朋友们看看而已。

这样的反思让我相信，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谦虚的，尽管他们在日常交谈和家庭聚会里，如果有机会的话，甚至在三分钟的广播节目连线里，都常常会自吹一番。而当他们获得的自我认识开始变得简明扼要时，就不会再把它强行灌输给别人了。那么，我是一个例外吗？我写这部自传性质的作品的理由又是什么？因为我既非美名远扬，亦非恶名广布，也未曾体验过什么特殊的生活环境，以至于非要用传记或者自传来彰显于世人。我想，最好的答案应该是完成这个作品本身。但我还有一个更一般性的答案，或者，也可能只是一个信念，一个带点宗教意味的信念而已，那就是，没有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没有人的生命故事是微不足道、不值得讲述的。如果某个故事令人生厌，其错定然在于遣词造句上，而不在于生活本身。因此，能否找到一位有才华的叙述者是至关重要的。我是这样的人吗？首先，我的记忆力好吗？糟糕的记忆力可以通过认真研究来弥补。而我对艰苦的研究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我需要从旧信件和公开的档案中去挖掘线索吗？是不是缺少了这些资源，自传体文学就会显得无足轻重？

身为这部自传文学的作者，我承认自己身上有几个弱点，尤其是糟糕的记忆力。我几乎不记得自己在中国度过的最初那十年时光了。我10岁到15岁期间住在澳大利亚，现在还留存着那期间的一些碎片化记忆，但依然少得可怜。我在菲律宾生活的那六个月的记忆还十分生动。而从1946年，也就是15岁起，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就开始密集起来了。

自从进入中老年期，我的哥哥段岱孚开始怀念起我们的童年往事，而我则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记忆力。我一向觉得他能回忆起的东西要比我多得多，但是他只比我大一岁而已。1997年，在对中国进行了两个月的访问后，他回到了美国，向我提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六十年前居住的村庄和我们就读学校的故事。他联系了儿时的同学，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和长相，以及他们共同的经历。而我却为何不能像他那样记住那么多往事，反而忘记了那么多？这种健忘是否也能解释我为何缺乏回到中国的意愿？因为，我确实也想不出，回访一个记忆如此贫乏的地方有何意义？

我开玩笑地对哥哥说，他之所以记得那么多而我却记得那么少，是因为他是个悲观主义者，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会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在过去，相反，乐观主义者常把黄金时代放在未来。我可能是故意把自己的童年经历埋藏了起来，这样就不会停留在过去的诱惑里，就能更接受当下，并对未来抱有希望而非焦虑。

对未来的希望也可能影响了我自己对人类历史的总体理解。我并没有忽视人类的过去，相反，我常读历史。但我的阅读也是有选择性的，因为从历史书中，我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即便人类在早期时代取得了诸多伟大的成就，但总体上却可能是相当糟糕的。如今，当人们见到自然被亵渎、伤痕累累的大地上耸立起浮华丑陋的建筑，从而深感厌恶之时，他们往往会到很久远的黄金时代中去求得解脱和安慰。有的人会求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岁月，有的人会求之于中世纪，有的人会求之于古典时期，还有的人甚至会求之于虚无缥缈的景观。他们走得越远，找到的完美存在就越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虽然这并不是我面对过去的态度，但我也曾一度接受过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注："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1910—1996)，英国考古学家、作家。——译注">的观点，即如果只是从美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英格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