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要做好现在的事，我必须走过之前的路，因为那段路程撑起了我的文化、我的音乐个性，还有我的人格和自我。个人的过去在作品中的“体现”跟大众无关，不具备传播性，甚至可能跟其他任何人都无关，对我而言却至关重要，那是动力：推动我写出乐曲。比如对弗雷斯科巴尔第的理想化创作，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不管是应用音乐还是无标题音乐，我一直坚持在作品中加入几小节巴赫或者斯特拉文斯基，这些行为都是源自同样的愿望。4
之前我们提到我创作了一首弥撒曲，后来命名为《方济各教皇弥撒，耶稣会复会两百周年》（Missa Papae Francisci. Anno duecentesimo a Societate Restituta），这首曲子我决定参考威尼斯乐派，从阿德里安·维拉尔特（Adrian Willaert）到加布里埃利叔侄，还有电影《教会》中的音乐，把弥撒曲做成一首双重合唱曲，我的另一首无标题音乐作品《第四协奏曲，为两把小号、两把长号与管风琴而作》（Quarto concerto per due trombe, due tromboni e un organo，1993）也是如此，我想到将两把小号、两把长号的声音空间化，得到立体声效果，呼应圣马可大教堂的双重唱诗班。我需要把传统和当代联系在一起，让我的过去在我的现在重生，在创作中重生。
○ 这是“永恒的回归”。利盖蒂·哲尔吉（György Ligeti）说过：“保持自我！”我更愿意用诚实这个词，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先对这些词语的含义达成共识。那么你对音乐（以及其他事物）的自我、诚实以及忠诚有什么看法？
● 嗯，是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保持自我？（低声问自己，感觉像是在拖延时间……）我自认为内心所想以及亲手所写的东西，都是忠于自我的。当然我也会受他人影响，我可以明确说出影响我的人有谁：彼得拉西、诺诺、斯特拉文斯基、帕莱斯特里纳、蒙特威尔地、弗雷斯科巴尔第、巴赫，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阿尔多·克莱门蒂，也许还有其他人。但这不意味着我对自己不诚实。很显然，我不会在谱曲的时候跟自己说：“现在我来解决这段彼得拉西式的音乐，或者帕莱斯特里纳风格的音乐……”不是这么回事。我说的音乐都是广受认可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所偏好，所以我只能去写，重要的是自我满足，至少在那一瞬间。诚实，至少在那一瞬间。那之后，我愿意从其他角度再度审视自己，听取批评和赞美，重新思考，从头再来。
所以就因为有时候我被迫匆忙赶工，有时候我用平庸的而不是纯粹的“灵感”来完成创作，我就得判定自己不诚实？我不这么认为。
当我读到剧本，或者看到电影，我就知道什么是对的构思，何处是我要追寻的方向，哪里是最精彩的地方；有时候，尤其是以前，我会希望留更多的时间用来发展构思，但是我听到的是：“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把所有曲子都做好吧？”美梦破碎。不管怎么样我总要竭尽全力，我的职业就在于此：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尽可能完善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在工作中，我一直努力舍弃过高的理想化。我写出极其调性化的旋律，然后再进行我的探索，在细节之处做一些安排，让自己作为作曲人的道德心找到归宿，这位作曲人知识储备充足，在应用世界之外还有丰富的“其他”经验。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努力恪守职业和艺术诚信，这一点却经常被忽视。
我写的一些东西值得更全面的分析，可惜按照惯例，没有人会为电影音乐这么做。我无意要求什么，只是既然我打算把音乐和创作应得的那份尊严也分享给应用音乐，我当然会捍卫自己的心愿。
○ 总而言之，一个人走在保持自我的路上，也会时不时地偶遇其他人？
● 是的，就是这样。
○ 所以，按照你所说的，你不认为作曲人是发明家，他们不是创造新事物的人，他们寻找、重现并且收集已经存在的东西。
● 一方面，作曲人从历史之中汲取养料，但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像是在说，他过去、现在、将来所写的任何音乐都早就在那里了，好像他只是照着抄了下来而已。然而作曲人会思考、应对，他下意识地捕捉脑海中闪闪发光的一切，自己的技巧，自己喜欢的东西，以前写过的旧作：只要它们适合再创作。
这样再正常不过了。另一方面，音乐的历史不会徒然而逝，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神情激动）但如果这一切只被定义为“重新发现”，或者只是和已有的内容相匹配，那不就相当于说我一直在重复自己，一直在写同样的音乐？这样孤立的推导被设计成唯一真实的可能，说实话，对此我很沮丧。按照这种说法，保存了一切的集体记忆在哪里？又是如何生成的呢？
于是有时候我会想，创作行为跟创造新事物多少是有些相关的，创造只存在于创作者的创作需求之后。也许我需要这样的想法来激励我继续前进，我承认到现在还是如此。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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