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说明白。
我似乎听到自己刚刚还丝瓜瓤一样空落落的嗓音突然钢锭般沉实了。也许是受了这种感觉的鼓舞,我双手搂住姐姐的肩膀,说,听我的,必须说明白,这是他欠我们的,欠母亲的。
姐姐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眼餐厅墙上的石英钟,说,看你这样,养好了再说不行吗?
不行。
我看到过道深处的光影突然暗了一下,那是姐夫走到卧室门口又闪回去了。在我再三坚持回去后,这个我其实至今还算不上熟悉的男人穿戴齐整走出卧室,他是男人,他比姐姐更了解男人,尽管我还算不上一个男人。
姐姐也穿上厚衣物,到房间翻找出一条红花小棉被,披在我身上。我从学校出来时,身上只穿着一件加绒的套头卫衣和校服。但这条红花被子——我扬起胳膊想扯掉,后来转念一想,揪住把它紧裹在肩上。
姐姐不让他驾车,姐姐当然不愿意让他掺和我们的家事,哪怕这个人是她最信任的人。但姐夫挡在车门前,坚持由他驾车,否则我们就甭想回去。在我往前跨了一步,想抢过姐夫手里的车钥匙时,姐姐妥协了。
你送我们到家就回来。
姐姐说。
姐夫点了点头。
姐夫想架着我下楼,被我挡开了。我看到姐姐拿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现在想起来,我才明白这是在安慰他在她弟弟这里受的委屈。我们生命中,有那么多瞬间,被我们粗暴地解读或忽略了。现在我想,写日记,或者零散记录点什么,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珍藏这种我们当时并不明了的情愫,以备在余生,可以无数次反刍,将当初来不及消化的一切重新打开和回味,最可贵的,是好多人和事,在时光的酒酿中发酵和提纯,从而让我们每一次回望自己的身后时,内心都熨帖而温暖。
冬夜,风冷刺骨。姐夫打开后座车门,姐姐紧裹着羽绒服在我身后钻进去后扬着手,示意我小心坐进去。姐姐哈着手说,好冷啊,可能要下雪了。说着给我掖了掖身上的被角。
姐夫一路无话,好像在刻意保持他对姐姐的承诺。一驶上路,适才在姐姐家激动的心情慢慢平息,周身的疼痛又回来了。对面过来的车灯唰唰地在我们身上扫过,我看到自己在对面来车忽闪忽闪灯光下的一只穿着运动鞋,一只裹着纱布穿着拖鞋的脚,看着缠着纱布的左手,感受着背部一阵又一阵过电样的灼痛。在这个冬天的深夜,在河面一样宽阔起伏的高速公路上,我感觉一切都像在做梦。东城早已远,南边渐渐出现了零星的灯光,我知道广安县城越来越近了,我也知道,过了县城,下了高速,很快就到家了,只是这个家,从今晚起,可能就不再是我的家了。当然,或许,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属于过我们,我、母亲和姐姐。
虽然人生如寄,虽然早被宣判最辉煌的前途也就是个工人,虽然我早与父亲(说不上什么时候,也说不上什么明确具体的因由)疏离,但一想到那个曾经给予了我们美好和幸福的地方变得和我们没关系了,还是有些难过和心慌。
姐姐一路都把头仰在椅背上,我不知道她睡着了,还是在想什么。不过四五十公里的旅程,因黑夜、寒风和我们的沉默愈加漫长和沉闷。
车过了广安城南的立交桥向西,走过中石化加油站,向南走一段继续转向西,走过一段两侧铺面林立的小商业街,远远地,就看到我们曾经的家、如意家园小区门前的那块整石雕刻的花篮了。我和姐姐,都曾经嘲讽过它的古板俗气,同时每次从学校回家看到它,又妥帖而安适,但此刻,看到它再一次如张牙舞爪的巨兽般,黑黢黢地矗立在暗夜深处,心情五味杂陈。
我们进了小区,拐两个弯,一路沉默的姐夫“嗯”了一声,姐姐会意地往前指了指,说,停在这里就行。
姐姐搀着我往楼门口走,防盗门还是我们住在这里的样子,门角处抵着一块砖头,夜晚也大开着,看来,五楼王伯伯家的老奶奶仍健在,仍住在他们装修过的地下室里。那奶奶在老家院子里住习惯了,死活不愿意到五楼去“吊在半空里”,这样开着门,她拄着四脚拐杖,出来进去像在自家的院子里。我记得王伯伯为此,每年春节前都带着肴驴肉和广北农场的奶粉,挨家挨户表达谢意。
进了门,姐姐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嘱咐我慢慢走。不知道是夜里的原因,还是我们学校各个楼的楼梯过于宽阔,离家半年,我对眼前从小学到初中上上下下近十年的楼梯陌生了,发现它竟然是那么狭窄逼仄破旧。门边安放着陈年的纸盒和新鲜的垃圾,空气中飘着一股浑浊的菜味,拐角处放着的闲置的单人沙发和立式饮水机几乎把过道堵严实。姐姐在前,反身拿手电筒照着我的脚下。在转过二楼转角时,姐姐转过身,不再管我,噔噔噔往上跨去。
姐姐毕竟长我十四岁,也许,她早就意识到自己的父亲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看上去那样过着独居的日子。也是这个原因,姐姐下了车,并没有按照我们出门前的约定提议姐夫回去。姐姐噔噔噔跃过吃力往上爬的我几步跨到三楼,站在我们家门口敲了几次门板。确定里面无人应答之后,她果断地朝我摆摆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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