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吧，他准是在厂里。
他。
这是第一次我注意到我和姐姐对话时，已经不再称呼父亲为爸爸了。
每一次想起来，这些心照不宣的改变，让我心里是那么悲凉。特别是那个夜晚，在母亲自杀的阴影下，生养了我的父亲，在我心里，早已经罪责难逃了，甚至罪不容诛了。
那时，亲朋好友谁不羡慕我们家的日子。母亲生性恬淡，从未见她与爷爷奶奶和邻居们闹红脸过。突然喝安眠药扔下我们，也就只有那一个我们连想都不用想就明白，却谁都不愿说出来的理由了。
姐夫在楼门口等我们，也许，他比我和姐姐更明白一个像父亲这样“独居”的小工厂主更可能过哪一种生活。他默默地从姐姐手里接过我的胳膊，把我搀到车里，自己坐进驾驶座，发动了车，回头看着姐姐。
去厂里吧。
姐姐说。
让我好好想一下，我有多长时间没到父亲的轮胎厂去了，当然，早就不叫厂了，而是叫山东华达橡胶有限公司。应该有八九年了吧，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想跟着父亲去厂里，是一个春天的星期六，正对着我们楼道门口的两棵西府海棠刚刚鼓起花苞。我和父亲吃完早饭，前后脚下了楼，他看我打开后座的车门准备上车，一面把提着的一只鼓鼓囊囊的大帆布包交给司机国华叔叔放进后备厢，一面对我说，你在家里吧，以后别到厂里去了，厂里味儿太大，空气质量太差，待长了会生病的。你在家好好看书，爸爸晚上就回来了，冰箱里有昨天剩的饼子，你放在多星锅里热热，会开开关吗？
我虽然有点不情愿，但也只好点点头。自小笑着看我撒泼打滚的母亲，那时候离开我已经好久了，而我，从小没有在父亲面前说不或者闹情绪的习惯和经验。
国华叔叔放好东西，合上后厢盖，摸了摸我的头，说，你要听话哟。坐进车里面后还放下玻璃，伸出一只手冲我摇了摇，说，快回家吧，不要乱跑。
我看到童年的我，眯着眼，惆怅地看着黑色汽车拐上东边的小路，嗡的一声消失在楼宇间。我重新返上三楼，站在门口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才发现没带钥匙。
我蹲在门口，心想，要不然，去姥姥家，去大姨家，去找爷爷奶奶？想了一周遭，都想不起去那里的路。我下了楼，坐在楼前花圃沿上，等从我们家楼道下来的伯伯阿姨们，等爷爷奶奶们，等五楼那个剪着公鸡头、开着红色小汽车的叔叔，他们陆续都下来了，听了我的要求后都问了我同一句话，你爸爸手机号是多少？
我不记得。
所以，那一天，我都待在五楼西门王伯伯家奶奶住的地下室里，因为所有人都出门有事，只有那个奶奶待在家里。我坐在奶奶地下室门侧的一张摇椅上，听着那只棕色收音机里从评书变成唱歌，从唱歌变成广告，从广告变成吕剧，从吕剧变成说家长里短的所谓法制节目。我睡睡醒醒，收音机一直在响。最让我奇怪的是奶奶好像并不听收音机，因为她一直坐在离我两步远床边的一只旧沙发上，同我说她大女儿的事。她说，你那个大姑姑啊，木讷得很——我最后一次醒来，看到夕阳搭在小小的窗户上，看到奶奶手里从乱线团变成鞋垫再变成一捧秕谷，听到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就这样，嘲（傻）死了，哎呀，你大姑姑啊，就是嘲死的。我在满屋酸唧唧的空气中把眼揉亮，心想这屋里大概比橡胶厂还有毒。
那天傍晚，我告别了奶奶爬上三楼，敲门，父亲手里握着一双筷子给我开了门，劈头就朝我吼，你疯哪里去了？
饭桌上香喷喷的，几只塑料袋里盛着凉拌的猪耳朵、糟带鱼和炸藕盒。我没有多想，到卫生间洗了洗手，抓了一块藕盒填进嘴里。
我想起来了，其实那天，我去厂里，就是想找聂莺阿姨要一块橡皮。聂莺阿姨是厂里的会计，我去厂里时常带我玩，她的办公桌上，有好几块得力牌大橡皮。
是的，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这个冬夜，在去厂里的路上，我突然想起聂莺了。原谅我有点不想叫她阿姨了，此刻，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她，我的心里突然变得沉重而不祥。
幼年时从家到工厂的一段遥远的路程，今夜好像也就十来分钟就到了。记忆中路边杂草中的两扇大铁门，换成了齐整的绿化带后明晃晃的电动伸缩门，门边一间值班室变成了一长排值班室连带着平顶车库。进门向北左边早先两排用作办公室和仓库的平房，变成了一座五层高的大楼，楼前有座很高的灯杆，上面刺眼的灯光，不断变换方向，照得周围如同白昼。灯杆的东边，是一排排厂房。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工厂已经成了这样，只知道他不断换车，一直当他司机的国华叔叔不断变老。
不变的，是还未等进厂区，就被浓浓的硫化废气呛到了。我想起从前父亲的话，是的，他说得对，这样的地方待长了，是对身体有害。
显然，姐姐对这里很熟。在门口，她先是放下窗玻璃同值班的人（已经不是早先的韩大爷了）打了招呼，而后七转八转地给姐夫指路，最后，车子停在厂区东北角的一块停满了车辆的停车区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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