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还是坐在车里等我们，我下了车回头看他，看到他在放平椅背。
带着围墙和大院子的别墅一共两排，别墅北面，还有三座多层住宅楼，零星地亮着几只窗口。姐姐带着我，走进前排靠近中间的两扇打开着的铜铸大门，两侧门墩上，各有个很大的灯罩和里面瓦数极小的灯，在寒夜里瑟瑟缩缩。姐姐还是摁了下门墩上的门铃，我听到里面响起《娃哈哈》的音乐声。过了几分钟，对着院门的客厅里亮起灯，姐姐突然回头冲我说，这咋问呢？
我一下子慌了。
来的路上，我心里虽乱麻样地纠缠着，但还是断断续续，想了一路。想母亲在时的种种，想象母亲自决前可能的吵闹，挣扎，痛哭，想母亲怀着怎样的心情，通过什么方式搞到了足够量的安眠药，又以怎样的决绝吞进肚里。片片断断的父亲的影子，无一不是凶神恶煞，青面獠牙。
就要面对逼死母亲的人了。
我的心却慌了。
后来，我想起姐姐当时的话，咋问呢，明白姐姐和我不一样，我不知道真相，只知道母亲急病离开了我。而姐姐，大体知道是咋回事儿，她把母亲闷在心里，这么多年，不是不想问，是想不到咋问，想不出问的由头，又或者，与父亲的血缘亲情，像一道大坝，挡在她与母亲死去的真相以及知道真相后不知如何面对之间。
恶劣的天气终于降下雪来了，冷风里夹杂上了雪粒子，打得鼻子脸上噼里啪啦。我一瘸一拐，紧裹身上的被子，同时也才发现，我身上裹着的，竟然是出门前姐姐给我披上的花被子。我一扬手，把花被子掀起来扔出去，花被子在风里翻了个跟头，挂在一棵不高的什么树上。这时，门开了。一个穿着棉睡衣，烫着卷花的短头发女人站在门口叫了声，媛媛来啦？
时隔多年，我还是立时就听出来，那是聂莺。她烫成卷卷的长头发变成了短头发，尖下巴也变成了圆下巴，清脆的嗓音也夹杂了嘶哑，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是她，是那个带着我在厂区到处转悠，给我各种小零食，招呼国华叔叔拉着我们去县城吃肉串儿的聂莺。
这是怎么啦？谁伤着了？
聂莺看到了姐姐身后白纱布缠得满头满脚的人问道，她显然还没有认出是我。她以为是哪个在车库干活时受了伤的工人，厂里，原来工伤事故时有发生。
我们站在两道门之间的夹层里，头上有风呼呼直吹下来（后来在课堂上听戴维讲起科技进步，讲自然环境时，才明白，那是空气净化系统），我不住地打起喷嚏。
嗯，嗯——我爸呢？
姐姐回头看了我一眼，问聂莺。
这时，聂莺才正眼看我。她眯起眼，上上下下打量我一遍，试探地说，良良？
姐姐扯了下我的胳膊，示意我喊人。我仰起头，主动让强劲的冷风吹到脸上，打起一连串儿的喷嚏。
这是咋啦？你们先进来呀。
姐姐进到屋里，聂莺上前把我拉到灯影儿里，说，是良良啊，然后拉着我的手，看看我手上和头上的纱布，说，这是咋啦？
成功，成功，你快出来，良良和媛媛来啦。
我父亲成功，穿着浅灰色棉睡衣，抹着头发下楼了。
客厅斜对角朝北的小卧室里，也走出来个人，看着五十多岁，脸黑而瘦，和聂莺差不多的发型，但明显凌乱很多。她搓着脸说，良良来啦，啊，姊妹俩（我们老家的风俗，如果两个男孩，叫兄弟俩，如果两个女孩或一男一女，都可以叫姊妹俩）怎么这个点回来啦？哎哟，你这是咋啦？
雪姨。
等姐姐叫了她，我才通过她下巴上的一颗黑痣和嗓音想起来，她是以前在工厂食堂里做饭的王雪阿姨。
怎么这个点回了？
我父亲，山东华达橡胶有限公司的老板，成功先生，迈着方步走到宽大敦实，闪着棕红色光泽，雕龙刻凤的红木沙发上坐下，两只手抓在膝盖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入过伍，当过什么连长营长。其实他只是个无赖，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一步富起来的无赖，靠自己的精明富起来后又靠着方正的脸盘、刻意维护的谈吐和金钱武装起来的风度，成功迷惑了女大学生，娶到家后又把她逼上绝路的无赖。
他的脸，正在水晶灯下放着光，以前在食堂里对他恭恭敬敬的雪姨现在双手搭在身前仍对他恭敬有加，以前在财务室中对他笑吟吟的聂莺此刻却站在一边，眼睛滴溜溜地看完他，又扫了眼我和姐姐。
我妈是怎么死的？
本来，姐姐刚才在门口问我后，我心里还一阵阵发怵，但此刻，这个一如既往正襟危坐红光满面的成功先生让我从心里厌恶了，晃着张大方脸，就能掩饰自己造过的孽吗？
客厅静了，只剩下门口呼啸的空气净化器声和成功先生越来越粗的喘息。雪姨冲着姐姐讪笑了下退到自己的房间，聂莺也低着头，跟她后脚躲了起来。
成功先生的大方脸更加红光满面了，他右手从膝盖上拿下来，探起上身啪地往面前的茶几上拍了一巴掌，喊道，不是病吗？造什么孽呀！
几天不见，成功先生讲话似乎比以前更加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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