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好了？
戴维把我的申请书轻轻扔到键盘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大半个背影，被外面的雪光映成黑色。
嗯，想好了。
我说。
我还想说我就是不要当个工人，就是要争口气，就是不能让他得意。但我没说。我知道参加夏季高考于我的难度，英语不认识几个单词，数学连分解公因式都不会，就语文好一些，但每次也是靠作文分数高撑一下门面。在高考的路上，我瘸着好几条腿，大话说早了，会摔得比入学教育汇报演出上更悲惨。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我说。
戴维回过头饶有兴趣地看了我一眼，说，只要我懂。
我说，既然也让技师学院的学生参加高考，为什么普通高中不多招点生？为什么不多建几所高中？本来，学技术，也不在我们的选项中。
哦——
戴维走到桌前坐下，说，你真是问了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就这么说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我们老祖宗说的也没错。拥有清华毕业证的和拥有蓝翔毕业证的是不同的人生，清华是开挂的人生，蓝翔是开挖的人生，这就不用说了。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不是一天两天能破除的——明摆着，考大学，进体制，不论说什么都是好的出路。只是，体制有限，用不了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我们要成为制造强国，没有大量过硬的技术人员，没有优秀的工程师也是白日做梦，事实上我们已经受此制约了。
还有另外重要的原因，现代一些教育研究表明，无论从师资配备、学生管理还是对周围社区辐射影响来讲，一所普通高中，最好不要超过三千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校，在校生不宜超过两千人。你看我们的一中，实验中学，都六七千人，现在的生源政策也不合理，造成有些经济稍差的县区的高中，招不到生，快空了，不利于地区间均衡发展，更没有足够的保证为每个学生提供充足的个人发展空间，除了掐尖儿考清北显摆教学成果，推高房价之外，看得到其他东西吗？再者，就算把技术类院校全部转变了普通高中，让所有孩子都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想一辈子做研究，当科学家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孩子，还是上学，就业，结婚成家，谋求个好的人生罢了。都上了大学，造成学科专业同质化严重，高不成低不就，毕业等于失业，多么可怕的前景。
一个健康的国家社会，一个成熟的教育系统，应该是均衡的，多样的。有的孩子喜欢爬树，有的孩子喜欢游泳，有的孩子喜欢摆摊赚钱，有的孩子喜欢钻研，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像一中那样，把全市的尖儿都揽过去，出几个清华北大，这是成功吗？在我看来不是的。相反，因材施教，尊重每个孩子的选择，让每个孩子都有发展的空间，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教育模式。教育是让每一个孩子成长，变得更好，不是把人培养成一个模式，挤同一条路，甚至是变成某种工具。你说是不是？
我第一回见戴维这么慷慨激昂地一气说这么多话，有点惊了。我点着头，说，是，是。只不过，那要是有人想不好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办呢？我问。
想不好就慢慢想，人的一生长着呢，干吗干啥都急火火的，太躁了。可以慢慢想。
嗯，我点点头说，我现在就想考大学。
戴维说，那就加油学习吧。
戴维又转身看向窗外，暗色的剪影稍有些佝偻，让我想起《北平无战事》中那个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浦忱。这个人出场自始至终不是在抽烟就是在准备抽烟，在烟雾缭绕中咳嗽，在咳嗽中运筹，在运筹中窥探和品咂渐露端倪的末日审判的气味。但我很快有点惭愧了，我怎么把戴维比作国民党干部呢，虽然我对这个站长的印象是从出场的阴险狡诈变作最终的修养深厚。
自初三下半年开始，我就同几个要好的同学跳墙到网吧打游戏，他们是打英雄联盟，我打了一阵子之后，就没了兴趣，我好刷剧，我想，这是母亲和姐姐对我的影响吧。母亲在世时成为家庭主妇的最后几年，常常在一天的劳作之后，锅碗瓢盆各归各位，地板擦得泛起光，看着我作业完成，看看父亲回来还早，就打开电视柜，取出她跟着父亲到省城济南和北京转悠时购买的一大堆剧集DVD中的一片，放进放映机，调小音量，泡杯茶，专心观剧。大多数时候，母亲缩在沙发一角的阴影里，眼睛盯着屏幕，一动不动。我现在常想，母亲是借着别人的故事，品咂和反思自己的生活吧。有一段时间，母亲反复看一部节奏挺慢的电影，我作业间隙到客厅倒水见过几次，人物设置好像很简单，来来回回就那两三个人在说话，我说这有什么可看的，母亲在阴影里“哦”了一声，说，就是解闷儿。母亲离开后，我整理这些影碟，知道这部电影叫《黑暗中的舞者》。母亲走后的第一个寒假，我一口气看了五六遍，我想着前不久，还坐在我坐的地方——在这个阴影里盯着屏幕的母亲，胸口一遍遍被锤击，命运如果有预兆的话，我相信这部电影就是吧。母亲的境遇看似和玛莎不同，但实则都是在不堪中收拾尊严，在绝望中保存希望。也许，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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