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老师因为当时正在请姚曼老师坐在她座位上,帮她修改学院将要举行的“我为人师”全校教师演讲比赛的稿件,让我误以为那是姚曼老师的办公桌,从而把她误扯进戴维和姚曼老师两个人中间,闹了大笑话。
我放下东西,请姚曼老师验收,姚曼老师说,看你们这劲头也不会错的,然后连声感谢我,并站起来往外送我。我连声说留步,却在走出门口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回头问姚曼老师,孟小小的腿怎么样了?
啊,好多了。姚曼老师说,但很快,微微皱起眉,偏头朝门框的某处看了看,好像在谨慎地确定位置,然后拿手扶住门框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班的学生伤了腿?我看到四年前的自己停住脚,用轻松,甚至是洋溢着欢乐的嗓音告诉她,那天晚上,你在湖边叫住的人就是我呀,是我把孟小小背到医务室的。少年说这话时,挺直胸膛,仰起的脸上泛起愚蠢而期待的光芒,好像那晚的事是拯救了全人类。
啊,是你呀。姚曼老师笑起来,取下刚放到高高的门框上的手,往前走了两步,说,真是谢谢你,她好多了。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张大为老师的学生。
说完,我头也不敢回,急匆匆奔到楼梯口下了楼。
后来姚曼老师告诉我,我问孟小小的腿的时候,她已经模模糊糊地把我和在运动场上跌倒的学生对上了号。在我向戴维出示视频时他轻描淡写的态度,让我误以为视频事件很快就过去了。我一直不知道我在我们学院的师生中,被谈笑了好长时间。
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这种性格,是属于外向型还是内向型,也不知道当时我哪来的勇气。想了很多回,这好像是一种事儿到了这种时候,就该这么办的心理惯性,看似冲动,实则内里有一种“到时候了”或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深层理性支撑。这个,说不好,自己评论自己,很容易陷入美化的阴谋里去,人,都太好自我蒙骗了。
那天,直到在西片区楼宇间,把所有货品投递进收件箱,骑着电动车回到东片区放到超市前空地上,洗把脸往教室走去时,心还在怦怦乱跳。
那天下午第一节课,是工技课,戴维用一块软皮包住一大堆刀具放到讲台上,招呼我们全部到他近前去。戴维说,来,走近点,把我们的武器看清楚点,将来,我们要指着它吃饭的。
这些黑乎乎、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扁的方的、只尖端亮着一点斜面的金属棒棒,竟然叫刀,和我想象中的各种刀一点也对不上号。看来,同学们和我想法差不多,整个教室都是哦哦的惊叹声。
有的人说,啊,这么黑,像是废钢条头儿;有的说,哇,老师你看上面的漆都磨掉了;还有的用手掂起一把,说,这是铁的吗?吴楚,我们班唯一的女生,我们在军训时就已经喊她一枝花了,因为确实就这一枝,她也就大大方方接受了。一枝花走过来时,我们这些草们自动让出一条路,她走到讲台前,伸出纤细的食指在一把刀体的棱上摸了摸,说,欸,很凉呀。林幸哲穿着件藏蓝色老干部夹克,站在旁边,抱着双臂,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听了一枝花的话,笑了,说,烧红了就热了。
废话。旁边的陈浩南翻了下眼皮说。
我站在最边上,看着讲台上这堆黑乎乎的铁棒,内心泛起阵阵悲凉,好不容易积攒了点的好心情一扫而光。我的余生,就是要同这些东西分不开了吗?就要指望这些东西活下去了吗?我没有勇气,哪怕是在心底,说句“我决不”这样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我当时的年纪,还没有生出足以支撑着自己选择想要的职业和生活的心智和勇气,只是看到了这些车刀的瞬间,“也就能当个工人了”的话由无法看清的天边一下子拉到了我鼻尖。
我想,我决不去碰这些东西,看上去那么丑陋、不祥,会把我原本黯淡的命运,牵引进无底深渊。
戴维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也显得忧心忡忡,等我们欣赏议论得差不多了,他示意我们回到座位上。紧接着,他唰唰几笔,迅速在黑板上画了三把大小长短角度不同的车刀,转身对我们讲,同学们,感谢你们刚才提出的这些无比外行的问题,让我感觉自己真有学问,我也向你们保证,接下来我讲的这些,你们都听不懂——
一节课下来,前角、切削、主偏角、副偏角、主后角、刀尖角、基面——果真,我基本一样没听明白。下课后同学们再次聚在讲台前,拿着刀头左右端详,突然感觉这个小小的东西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真是不可思议。戴维将刀具卷进一块皮革中,连同课本和讲义抱在胸前,说,纸上谈兵,怎么谈都隔着一层,我提过几次把专业课,无论是理论还是实操,都放在车间,但,学院一直没同意。戴维边往外走边说,这些东西,听着一大堆,放到车床上切一块板子,啥都门儿清啦。你们先纳闷着,我先走了。
说着,拿起讲台上的手机往裤子口袋里一插,转身下了讲台——
啪——
戴维一抬腿,顺着裤筒掉下来的手机被他一脚踢到教室门口去了。他紧走两步捡起手机,看了看,讪笑了,说,忘了裤袋开了底儿了。
赶紧回家让师娘给缝上去呗。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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