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肺叶以及脂肪叶(从字源上来讲,labor和lapsus,即向下流或滑动、衰退;拉丁语中的globus与lobe,演变成英语中的globe;lap和flap等许多词也是同理),外表的样子则是又干又薄的叶片(leaf),f或v的发音可理解为被压缩变得干瘪后的b音。叶片(lobe)的辅音是lb,柔和的b音(b是单叶的形状,B是双叶的形状)被液体(liquid)中的l不断往前推。同样,在地球(globe)中,glb三个字母,喉音g增强了喉部力量感。鸟类的羽毛和翅膀都是更干更薄的叶片。所以,你也可以从地上笨拙爬行的毛毛虫,看到空中轻盈飞舞的花蝴蝶。
次日清晨,当冻土融化时,梭罗神奇而精彩的视觉想象仍在继续。他想到了冰水晶、血管、叶子形状的手掌和耳朵。“所以,看起来,一座小山坡就足以阐明大自然运行的所有原理了。地球的造物主获得了这片叶子的专利。”商博良[7]要从这些象形文字中破译出什么信息,人类才能彻底了解这枚叶片,进而转向下一枚新的叶片呢?梭罗发明了自己喜剧版的创世神话。他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对文字发展的分析,对柳叶优美弧线的隐喻,都做到了同样的“真实”,让任何一个现代文学评论家都挑不出毛病。(假如拉斯金有足够的幽默感能读懂这个玩笑,一定会爱上这篇散文的。)这一观点,将大自然既定的模式与狂野的自发性视作和谐共存之物,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尝试。而喜剧最终的反转在于,这222(8)里最具野性的居然是梭罗自己的想象力,而在他的笔下,人“不过是一团解冻的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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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天又下起了雨。我能看见,河谷形成的流沙,正顺着被清理过的沟渠流淌下来,同去年秋天时一样。可我更加关注的是水本身,而非冲刷下来的沙土。水再次遵循了古老的模式,填满了夏天时躲在草坪里的坑洼,还有那些可能在冰河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更深的坑洞。水没有固定的形状,无拘无束。水朝着哪个方向漫延,同样是不可预测的。水由看不见的、喜怒无常的泉水驱动着,凭借自己的运气,冲过了去年秋天暴雨形成的滩头,也冲走了夏天的滚滚热浪。
爱德华·威尔逊提出了“生物亲和力”的概念,他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过程都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他在著作《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中,希望有一门学科,能够揭示、阐释和预测世间的万事万物,从水的运动到艺术家的想象,无所不包。四百年以前,弗朗西斯·培根也提出了同样令人费解的课题,下定决心要“扩大人类帝国的疆土”,对于一个如此标榜和推崇“生物多样性”的人而言,这个愿望令人感到困惑,因为所谓的“多样性”,指的是生态系统中所有丰富的有机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希望去控制和了解这种野性的边界,就是希望去阻止生态系统的自然发展,将其规划到文化保护区中。这怎么可能实现多样性的目的?从事物的本质出发,生活总是会比衡量者和管理者领先一步。持续的、无偿的、创造性的修补,才是世界前进的动223(9)力。安妮·迪拉德问上帝,“将森林简单地做成一块厚厚的化合物,绿色的一大坨,岂不是更容易一些?第一个氢原子的诞生如此不可思议,分裂得如此之彻底,显然已经够用了,而且远远大于所需。然而看看随后发生的事情。当你打开了一扇门,放进来的不只有天堂,还有地狱。”
刘易斯·托马斯将“DNA出乎意料的突然变异”称作“绝妙的错误”。可见,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愿意只盯住一个点。不论是红醋栗花的复杂特征,沼泽兰花品种之间的分分合合,雨燕的狂欢与鹤群的舞蹈,欧夜鹰无处不在的歌声,还是屋檐下岩燕的即兴表演,都不乏安妮·迪拉德所说的,世界上随处可见的“自由的相互纠缠。自由是世间的水和天气,是地球无偿赐予我们的营养、土壤和湖泊”。当然,自由也是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摧毁一切的大风,是崩溃的细胞膜,也是对死亡的认知。所有这一切,都会促使我们迫不及待地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自然疗法”的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有文字记载之时。从理论上讲,如果你将自己暴露在大自然中,接受水疗刺激,你身上的疾病就可以被冲走。罗马人有一句谚语,叫“走路治百病”(solvitur ambulando),意思是说“你可以通过行走来治愈疾病”,这里的疾病也包括情绪上的纠结和抑郁。中世纪时,人们就对乡野圣地进行过大规模的朝拜。约翰·济慈(John Keats)身患肺结核,在病危之时,他逃离了那个“让青春变得苍白、枯瘦和死去”的地方,选择去地中海寻找“洋溢着温暖的南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写道:“乡村以其温柔而富于变化的自然风光,帮助抑郁症患者摆脱和远离痛苦的记忆,因此,224抑郁症患者皆为之痴迷。”我的朋友罗纳德·布莱斯(Ronald Blythe)是东安格利亚生活的伟大记录者,他曾带我参观了当地疗养院的遗址。20世纪时,贫穷的结核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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