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冷静的观察,发现其实只是些马蹄印图案和体型较小的鱼类而已。从广义上讲,这些壁画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宗教信仰,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古人选择了幽深的洞穴作为画廊,将岩壁当作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在壁画中构思出了难以捉摸的图案。这一切都表明,古人曾经试图去触碰动物的灵魂和大自然的本质,进而探寻生命本身的真谛。但这些追89求,其实与壁画的品质和韵味并无关系。无论古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多么严肃的精神追求,作画者都是极具天分的艺术家,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也同时体现出人的情感、社会属性、神话属性和叙事功能,而且看起来质朴有趣。
此刻,我正拿着一张肖维岩洞壁画上的野马的特写照片,尽可能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解读它所描绘的内容。这四匹野马位于壁画的右侧,与画面中大部分的动物一样,全都面朝左。壁画的另一侧是一群长着粗壮犄角的野牛。野牛的下方,是两头正在角斗的犀牛。(这是迄今为止,欧洲洞穴壁画中发现的唯一的犀牛角斗场面。而最绝妙的地方在于,作画时右侧犀牛的躯干刻意做了变形处理,刚好与岩壁上一条裂缝呈相同弧度。随着观看角度的不同,犀牛的身体会产生膨胀或缩小的视觉效果。)马匹呈梯队排列,马身与周围的动物及邻马之间存在部分相互重叠。马头挨得很近,像是在拍摄一张照片,而且是同一个拍摄主题下不同镜头组合在一起的定格抓拍。只不过,它们是描绘和想象出来的四匹不同的马。画家画的第一匹马很可能是最上方那匹,它的头以泰班野马的经典姿势微微前伸,岩石上如线的缝隙勾勒出其面部肌肉的立体感,辅以燧石的细碎刮痕加以阴影强调。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最下方的一匹设得兰矮种马,它身材较小,却健壮结实,肤色用泥土和木炭画得很深,上嘴唇微微翻起,似乎流露出某种惊讶或好奇的神情(用养马的行话来说就是“flaagh”[12])。
无论其社会或宗教目的为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壁画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对动物的痴迷,二是绘画本身的处理手法富90于变化。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若是对动物没有情感共鸣,如何能进行描绘刻画。壁画上的马栩栩如生,各有性格,情绪上也存在着微妙差别,人为构思与自然创作相得益彰,不仅体现在野马的形态上,也彰显在绘画技巧上。将脑中所想,首次呈现到壁画上,这种心血来潮的做法(无论在理论上如何定义)是人类文化的起点,对于人类身份的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在此之前,想必人类也经历过一些不期而遇的愉悦、深思和酝酿的瞬间;在此后人类从狩猎到完成壁画之间的每一个阶段,这些瞬间不断重现;人类不仅细致地观察了马的动作,记住了它们奔跑的方式和场景;也观察过安静的马群,寻找它们的相似性;后来,在挤马奶时,人类与马有了亲密接触,也开始第一次为马起名字。就算壁画是计划好的仪式,画家在作画时,也必定投入了他们在观察马时心中产生的共情和感情。或许,一想到马戴上嚼子,画家自己也会兴奋地昂起头来;画家找到了灵感,无意中发现喷洒颜料也是上色的一种方式;洞穴中点着用动物脂肪(或许是马油?)做的油灯,某一瞬间,在摇曳的灯光下,一匹刚画了一半的马似乎顺着岩石的曲线动了起来,而这正是安妮·迪拉德笔下“想象与记忆在黑暗中彼此相遇”的时刻。
在冬天最后一个霜冻的傍晚,我看到十七匹野马在芦苇丛中飞奔。夕阳西下,它们的鬃毛泛着红色,像水晶般闪闪发光。这场景本身就是一幅洞穴壁画,仿佛东安格利亚出现在了冰河时代。野马为何会被带到此地,这种精心安排的场景是否出于功利、科学或浪漫等原因,其实根本不重要。野马解放了这里。它们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将这里变成了一片野性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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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东安格利亚没有洞穴壁画,就连在崖壁上乱画的图案都没有。这一带的风景是石器时代的燧石矿,此地自古就缺乏原创力,而且有长期从事挖矿的传统,因此风景倒也颇为相称。格莱姆斯墓矿位于布雷克兰以西30多公里处,由近400个坑洞群构成。五千年前,人们曾在这里大量开采燧石,接近工业生产规模。而今,这片沙地高原就像是荒芜的海滩,星罗棋布着被潮水抚平的沙丘与坑地。诗人诺曼·尼科尔森(Norman Nicholson)的祖父曾在坎伯兰(Cumberland)挖过铁矿,诺曼将挖矿比作收获一种根茎作物,只可惜这种作物无法再生。现在,在矿坑之间有时会长出其他作物,比如春天时一些花期很短的小花,形成了古老沙地上的自然植被。
一个阳光明媚的晚冬午后,我来到了这里。头顶上除了凤头麦鸡在徘徊,还有从莱肯希思(Lakenheath)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斗轰炸机,仿佛提醒着我,文明世界正在酝酿一场战争。我的脚下是一片白垩地下墓穴,当地人曾从中挖掘出了原始生活所需的各种工具材料,有臂饰、斧子、钻头、刮刀、刻刀、鱼叉、镰刀、火石、投石索、钳子、钩子等。日光明亮,墓穴洞然,我得以下到主墓一探究竟。主墓呈长条形,大约3米宽,9米深。我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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