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命名之道

样生活。狩猎者在自己的车上贴了标语：“请为比赛猎物减速慢行。”每年夏天公布的数字让人瞠目结舌：在英格兰有两千万只雉鸡，在东安格利亚，平均每个庄园有五千只雉鸡。夏末秋初，雉鸡是这里最常见的鸟类。

据记载，略多于半数的雉鸡死于人类的射杀，这个数字甚至比食用雉鸡的需求量还要高，即使在农村，雉鸡也是一种不受人待见的食物。成堆的雉鸡尸体被焚烧、掩埋，或者直接扔进鸡舍附近的树林里，它们本来就是从鸡舍中放出来的。（树林里有喂养雉鸡和掩埋尸体的痕迹，地面的植被是一片片人工杂草。人类不论走到哪儿，都会留下某些高贵的足迹。）幸存的雉鸡在小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被人类随意抛弃后，迫不得已寻找着哪儿才是自己的新家。雉鸡的遗传基因决定了，它们更倾向于逃跑来155躲避危险，而不是飞翔。因此，它们经常被汽车碾死，被人类和猎狗追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种失去了家园也毫无方向的生物，雉鸡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野生动物与文明力量之间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很可悲。但是，故意将圈养长大的鸟儿置身于野外的危险环境中，则体现出一种蓄意的冷漠。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管家这一角色冷酷无情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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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候鸟的归期依然难以捉摸。几周前见到的燕子已经从农场飞走了。沼泽地里，本应该出现大量的黑顶林莺，可我却没有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而作为春天到来的另一个迹象，叽喳柳莺的影子我也没寻到。难道它们迷路了？在地中海的风暴中迷失了返航的方向？我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梦见候鸟与南方的古老生态链最终被打破。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我照例四处奔走，寻找让我安心的迹象。我去萨福克郡的海边，在那里听到了一只夜莺的啼音。我缠着朋友打听，他们看到的夜莺似乎都比我多，听到的歌声也比我多。我给鸟类热线和候鸟观察热线打了电话，他们说，的确是欧洲大陆上空的气团阻挡了候鸟的归途，导致归期推迟，不过它们最终还是会归来的。于是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和候鸟一样，也被什么东西“阻碍”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听力每况愈下，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绝大多数夜莺的颤声高音，恐怕我已经听不见了，如同我听不见燕子嘹亮的尖叫一样。这样下去太可怕了，唯一让我感觉不孤单的联系也被切断了，这种感觉糟糕透了。吉尔伯特·怀特在中年时曾一度失聪，156失去了“乡间声音带来的好消息和小暗示”。他还在一封信的结尾援引一句话来表达感受：“就连智慧也被拒之门外了。”

四月下旬，我和波莉又去了一趟布罗兹湿地，看望我们的朋友玛丽和马克·科克尔。马克的敏锐让人羡慕，他对野外环境明察秋毫的程度，不亚于他对自己写作的一丝不苟。我知道，和他出去散一次步，就能解决不少问题。我们一群人中，除了三个大人，还有马克八岁的女儿米里亚姆和邻居的儿子凯文。凯文非要跟我们一起过来。我们沿着切特河（River Chat）前行。河畔是长满了芦苇的沟渠，以及柳树林和灌木丛。几步之外，就是碧波荡漾的河面。当我盯着地上看时，马克发现了崖沙燕。他还分辨出了宽尾树莺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太了解这种声音了，我确信自己也能听出来。马克似乎有本事凭空变出鸟儿。接着，他又机智地在我们正前方的上空中发现了雨燕。没想到，今年我和雨燕的初次见面，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我完全没有注意的方向，由别人指给我看。这是我生病之后，第一次正式遇见雨燕。我觉得很丢脸，也很难过，就像是自己的礼物被别人事先打开了。雨燕就在这里，我却没能发现它们。难道，我的听力比我以为的还要更差？我的注意力呢，是否还停留在我一直盯着的那面墙上？

我望向马克。他站得笔直，眼睛向前方扫视，一边牵着女儿的手，一边指给她看，这是一群燕鸥，那是一只沼泽白头鹞，那边还有许多燕子。我居然全都没看见。我看了看自己。我很清楚，自己时常会心不在焉。我的双眼看向地面，盯着脚前方大约一米半的某个重要位置，在紧张地盯着自己的脚与目视前方探寻之间，草率地做出了折中的选择。这既是作为一个植物学家的姿态，也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直觉。观鸟者用“浅尝辄止”（dipping）一词来形容没有看到稀有鸟类。而在那一刻，这个词用在我身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157（15）与此同时，凯文正双手叉腰，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电脑游戏。他捡了几块石头打水漂，接着又放下我借给他的望远镜，用手扯了几把芦苇，还差点掉进沼泽里。他患上了注意力缺失综合征。米里亚姆看着他，摇了摇头，又告诉我，她的姐姐蕾切尔即将参加学校的话剧演出《柳林风声》，扮演一只黄鼠狼。米里亚姆把动物围攻蟾蜍的家描述得像林地的宣传片似的，被压迫的动物一起冲向特权之首府。我想，我大概也得了注意力缺失综合征。我将自己的弱点投射到大自然身上，体会到了一种荒谬的悲天悯人（这是浪漫主义者对大自然借景抒情的一种倾向）。候鸟的归期或许会推迟，数量或许会减少，但是，真正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