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常会耐心地回答，”葛雷乔伊说，“除非这个问题听上去就愚不可及，这时他的回答可能会相当刻薄。”
奥本海默对一些学生很粗鲁，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却很温柔。有一天，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温伯格随手翻了翻屋子中央桌子上堆放的论文。他挑出一篇论文读了开头，全然不觉奥本海默恼怒的表情。温伯格惊呼：“这个研究方向太棒了，我非常愿意做这个课题。”令他吃惊的是，奥本海默气冲冲地回答说：“快把它放下！放回原处！”温伯格问奥本海默自己做错了什么，奥本海默说：“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几周后，温伯格听说另一位一直没有合适的论文选题的学生已经开始着手他那天读到的课题。温伯格回忆道：“（那个学生）是一个非常温和、正派的人，但是他和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不适应奥比即兴抛出的那些像火花一样充满灵感的提问，他经常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甚至不自在。没人有勇气告诉他：‘喂，这已经超出你的深度了。’”温伯格现在意识到，奥本海默是专门把那个论文题目留给了这个学生。温伯格说，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课题，“但是正好适合他，他因此取得了博士学位。如果奥比像对我、菲利普·莫里森或者悉尼·丹科夫那样对他，他就很难拿到博士学位了”。多年后，温伯格说，奥比对这个学生的培养就像父亲对待正在学步的孩子一样，“奥比等着他偶然间发现那个研究方案，主动提出自己感兴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他需要特别的关照，而我发誓奥比一定会给他。这体现了深切的爱、同情心，还有对他人的理解”。这个学生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应用物理学家。
温伯格很快就成了奥本海默小圈子里的一名忠实成员。“他知道我崇拜他，”温伯格说，“我们所有人都崇拜他。”这些年来，有一些研究生把奥本海默视为恩师和偶像，比如菲利普·莫里森、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戴维·玻姆和马克斯·弗里德曼。用莫里森的话说，这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有强烈自我意识又勇敢无畏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此引以为傲。他们都在学习理论物理学，也都积极地参与人民阵线的各项事业，菲利普·莫里森和戴维·玻姆等人都承认过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其余的人也和共产党走得很近。温伯格可能至少有一小段时间是共产党员。
菲利普·莫里森1915年出生于匹兹堡，他长大的地方离姬蒂小时候住的地方不远。从公立学校毕业后，他于1936年在卡内基工学院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那年秋天，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奥本海默学习理论物理学。因为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他到校时一只腿上还戴着支架。为了养病，他小时候基本上在卧床，这期间他学会了速读，一分钟可以读五页书。读研究生时，莫里森渊博的知识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军事史到物理学，他几乎无所不知。193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尽管他没有隐藏自己的左翼政治观点，但他也没有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20世纪30年代末，戴尔·科森和他在伯克利共用一间办公室，他都不知道莫里森是党员。
“当时我们和共产主义组织走得很近。”戴维·玻姆回忆说。事实上，直到1940—1941年，玻姆都并不怎么同情共产党。但是，随着法国的沦陷，他发现除了共产党员，没人决心抵抗纳粹。事实上，许多欧洲人似乎更偏向纳粹而不是苏联人。玻姆说：“我觉得，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趋势。我认为纳粹是对文明世界的巨大威胁……苏联人似乎是唯一真正与之作战的人。在这之后，我开始对他们的主张有了更多同情之心。”
1942年秋末，报纸上满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报道。在那个秋天，有一阵子似乎整个战争的结局都取决于苏联人民做出的牺牲。温伯格后来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在与苏联人民一起受苦。“没有人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他回忆说，“即使我们看到苏联国内那些弄虚作假的事情，看到那些装模作样的审判，我们也会选择视而不见。”
1942年11月，苏联人发动攻势要将纳粹赶出斯大林格勒近郊。从那时起，玻姆开始参加共产党伯克利分部的定期会议。通常情况下，每次大概有15人参加会议。过了一阵子，玻姆发现这些会议简直“没完没了”，而且他认为他们想在“在校园里进行煽动活动”的各种计划没有多大意义。“我感觉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玻姆渐渐不再参加会议，但他仍然是一位充满激情和热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和当时与他最亲密的朋友温伯格、洛马尼茨和伯纳德·彼得斯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菲利普·莫里森回忆说，和他一起参加党小组会议的有“许多党外人士，很难说哪些成员是共产党员”。这些会议经常就像大学里的闲谈。莫里森回忆说，他们的讨论“包罗万象”。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研究生，莫里森每月交纳的党费只有25美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莫里森仍然没有脱离党组织，但是就像他的许多美国党员同志一样，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久，他离党组织越来越远。那时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教书，他所在的党小组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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