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首要任务是服务战事，因此没时间“讨论政治”了。
1936年，戴维·霍金斯来到伯克利学习哲学。他很快就结识了奥本海默的许多学生，包括菲利普·莫里森、戴维·玻姆和约瑟夫·温伯格。一天，霍金斯在教师工会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奥本海默，霍金斯回忆说，奥本海默雄辩的口才和富有同情心的举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极为中肯，而且语言优雅，他会倾听别人，并将他们的话融入自己的发言。在我的印象中，他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因为如果有几个人发言的话，他会总结他们的发言。由于他的总结，之前发言的人会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真是了不起的天赋。”
霍金斯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了弗兰克·奥本海默，和弗兰克一样，他在1937年年底加入了共产党。与奥本海默兄弟和许多学界人士一样，他对席卷加州农场的针对劳工组织的暴力行径义愤填膺。即便如此，当时他还只是偶尔参与政治活动，到1940年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像史蒂夫·纳尔逊这样的全职党内人员。和学术圈的许多人一样，霍金斯觉得有必要隐藏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很注意保密，”他说，“我们会因此失去工作。你可以是左翼分子，也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但你不能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霍金斯也没有闹革命的念头。他后来说：“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技术社会，你很难想象在街上设置路障这种事情……我们自认为属于新政中的左翼力量。我们一直努力让新政向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使命。”他不仅说出了自己的理想，还准确描述了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目标。
1941年，作为哲学系的一名初级教员，霍金斯积极参与了当地校园的政治活动。他与温伯格、莫里森等人参加了同一个学习小组，小组的活动地点都选在伯克利附近的私人住宅。“我们都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理论非常感兴趣，”霍金斯回忆说，“我对莫里森印象深刻，他和我成了亲密的朋友。”
这个小组的一些聚会是在奥本海默家。多年后，当霍金斯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时，他回答说：“据我所知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我想再次重申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显而易见，他支持过许多左翼活动。”
马丁·D.卡门也是奥本海默的追随者。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在芝加哥时他的博士论文与核物理有关。在短短几年内，他就和另一位化学家萨姆·鲁宾利用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发现了放射性同位素碳14。1937年年初，他跟随女友来到伯克利，欧内斯特·劳伦斯以1 000美元的年薪聘请他在辐射实验室工作。“那里就像圣城麦加，”卡门回忆伯克利时说。很快奥本海默就得知卡门是一位相当专业的小提琴手，他和弗兰克·奥本海默曾一起演出，而且他喜欢谈论文学和音乐。“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卡门说，“因为我们可以谈论物理以外的话题。”从1937年到二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待在一起。
和所有进入奥本海默圈子里的人一样，卡门崇拜这位富有魅力的物理学家。卡门说：“所有人都认为他的疯狂有点儿可爱。他非常聪明，但有些虚浮。他样样都懂，但样样不精。”有时，卡门甚至觉得奥本海默古怪的行为是精心策划的表演。卡门回忆起和他一起去埃丝特尔·卡昂家参加新年聚会的情景。在开车前往卡昂家的路上，奥本海默说他知道埃丝特尔住在哪条街上，但他忘了房子的门牌号码，他只记得是7的倍数。卡门回忆说：“于是我们开车在街上来回找了几趟，最后找到了3528号，没错，那确实是7的倍数。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他有时是不是在捉弄大家……他就是想用花言巧语哄你玩儿，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卡门不是左翼政治活动家，当然他也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和奥本海默一起参加了在伯克利举办的鸡尾酒会，在这些酒会上有为反法西斯难民联合委员会和援助苏联战争进行的筹款活动。奥本海默还把他拉进了一次注定徒劳的努力，他们想在辐射实验室建立一个工会。这一切都始于壳牌公司工厂内的一场工会选举斗争，这间工厂位于埃默里维尔附近。壳牌公司有大量获得博士学位的白领员工、工程师和化学家，其中许多人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的工会组织——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联合会（FAECT）在该工厂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工会运动。作为对策，壳牌管理层鼓励其员工加入公司自己的工会。有一次，壳牌公司的化学家戴维·阿德尔森想借助奥本海默的声望为工会的组织活动助威。阿德尔森隶属于加州阿拉梅达县的一个专业人员党小组，他认为奥本海默一定会施以援手。他猜得没错。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工会发起的一次集会中发表了演说，地点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以前的一位研究生赫维·沃格的家中，当时沃格受雇于壳牌公司。在演讲中，奥本海默对美国是否会卷入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场有超过15名听众，所有人都在洗耳恭听。沃格回忆说：“他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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