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
1941年秋，奥本海默同意在他位于伊格尔希尔的家中召开一次筹备会议，他还邀请了马丁·卡门参加。“我本来不想去的，”卡门回忆说，“但我说：‘好的，我会去。’”招募辐射实验室的员工加入像FAECT这样有争议的工会让卡门感到担忧，因为这些人现在基本上是在为美国陆军工作，并签署了安全保证书。但他还是出席了会议，听了奥本海默为工会造势的演讲。一共有15个人参加了会议，包括奥本海默的心理学家朋友欧内斯特·西尔格德、伯克利化学系的乔尔·希尔德布兰德，以及受雇于壳牌公司的年轻的英国化学工程师乔治·C.埃尔滕顿。“我们在奥本海默家的客厅里围坐成一圈，”卡门回忆说，“每个人都说：‘是啊，太棒了，太了不起了。’”轮到卡门说话时，他说：“等等，有人通知欧内斯特·劳伦斯这件事吗？我们在辐射实验室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擅自做主。必须得到劳伦斯的允许。”
卡门的反应完全出乎奥本海默的预料，他认为奥本海默对此很震惊。奥本海默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全数支持，两个小时的会议就此结束。几天后，奥本海默找到卡门说：“哎呀，我也说不好。或许是我做得不妥。”他接着解释说：“我去见了劳伦斯，他勃然大怒。”这些年来，劳伦斯的政治观点越来越保守，而现在一个共产党支持的工会想要吸纳其实验室的人，这让他怒不可遏。他要求知道谁是幕后主使，奥本海默坚持说：“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他们得自己来告诉你。”劳伦斯非常愤怒，不仅因为他强烈反对自己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加入工会，还因为这事件表明他的老朋友仍然在左翼政治活动中浪费宝贵的时间。劳伦斯曾多次因奥本海默参与那些“左翼活动”而斥责他，但是奥比一再以他一贯的雄辩口才争辩说科学家有责任扶助社会上的“弱者”。
劳伦斯这么恼火还另有原因，那年秋天，他试图让奥本海默加入原子弹计划，但没有成功。劳伦斯向卡门抱怨道：“如果他能停止干这些没用的事，我们倒是可以让他参与这个项目，但要让军方接受他可绝无可能。”
1941年秋，奥本海默退出了工会组织，但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加入工会的事情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1年多后，1943年年初，乔瓦尼·洛马尼茨、欧文·戴维·福克斯、戴维·玻姆、伯纳德·彼得斯和马克斯·弗里德曼都加入了工会（FAECT第25地方分部），他们都是奥本海默的学生。但是显然他们组建工会并不是基于常见的原因，例如，洛马尼茨在辐射实验室的月薪是150美元，是他以前薪水的两倍多；没人抱怨过实验室的工作条件，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这么做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意思，”洛马尼茨回忆说，“这是热血青年才会干的事……因为这个理由成立工会很荒唐。”
洛马尼茨和温伯格说服弗里德曼成为辐射实验室工会的组织者。“那只是个头衔，我什么都没做。”他回忆说。但是，弗里德曼认为原则上组建工会是个好主意，他说：“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担心原子弹的用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科学家不应该只是参与炸弹的研制，却对他们努力的成果没有任何发言权。”
这个工会很快引起了陆军情报官员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对辐射实验室进行监视。1943年8月，美国陆军部接到通知说，辐射实验室里有几个人是“活跃的共产党员”。有人提到了约瑟夫·温伯格的名字。附呈的一份情报称，FAECT第25地方分部是一个“由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主导和控制的组织”。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也介入了此事，他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不立即制止，我认为情况将非常令人担忧。”不久之后，罗斯福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停止在伯克利实验室的组织活动。
到1943年，奥本海默早已不再参与工会的组织活动。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听从劳伦斯的建议，就无法获准参与一个重要的项目，他认为该项目可能有助于战胜纳粹德国。1941年秋，就在劳伦斯和奥本海默就他的工会组织活动发生争执时，劳伦斯告诉他，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曾指责自己与奥本海默讨论核裂变的计算问题，当时奥本海默并未正式参与核弹项目。
事实上，奥本海默从1941年年初就开始与劳伦斯合作，当时劳伦斯开始用回旋加速器来设计一种电磁工艺分离铀同位素——铀235，这是制造核爆炸的必要原料。奥本海默和全国各地的许多科学家都知道，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10月授权了一个铀委员会来统筹裂变研究。但到了1941年6月，许多物理学家开始担心，德国科学界可能在裂变研究方面遥遥领先。那年秋天，出于对核弹计划进展缓慢的担忧，劳伦斯写信给康普顿，坚持让奥本海默参加计划于1941年10月21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地点在通用电气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实验室。“奥本海默有重要的新思路。”劳伦斯写道。劳伦斯知道人们都把奥本海默的名字与激进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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