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婚约，凯特尔后来担任希特勒的陆军元帅，1946年他作为战犯在纽伦堡受审并被绞死。姬蒂小时候，母亲会专门带她回欧洲拜访她的“王室”亲戚，她的父亲却让她保证永远不要谈论自己的贵族血统。然而，作为一位年轻的姑娘，姬蒂偶尔会让别人知道她的贵族出身。这家人的朋友回忆说，姬蒂曾收到德国亲戚寄来的信，收件人写的是“凯瑟琳殿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德国移民的普宁一家在匹兹堡的日子并不好过。作为一名敌国侨民，弗朗茨·普宁被地方当局置于监视之下，就连小姬蒂都被邻居的孩子们排斥。姬蒂的母语不是英语，即使成年后，她也能说一口漂亮的标准德语。青春期时，她无法忍受母亲的“专横”，两人之间有很多隔阂。姬蒂是一个活力十足、热情洋溢的姑娘，对那些社会成规不屑一顾。后来，她的朋友帕特·谢尔回忆说：“她在高中时狂野得要命。”
姬蒂的大学求学生涯充满波折。她先是就读于匹兹堡大学，但不到一年她就去了德国和法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先后在慕尼黑大学、索邦大学和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然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和音乐家们混在一起。“我在学业上没花什么时间。”姬蒂回忆道。1932年圣诞节刚过，她就冲动地嫁给了其中一位音乐家，这名出生于波士顿的音乐家名叫弗兰克·拉姆塞耶。他们结婚几个月后，姬蒂看到了丈夫用镜像方式写的日记，她发现他既是瘾君子又是同性恋。后来姬蒂回到了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生物学。1933年12月20日，威斯康星州一家法院判决她的离婚生效，并以有伤风化为由没收了她的法庭证词。
10天后，匹兹堡的一位朋友邀请姬蒂参加跨年夜派对。姬蒂的朋友塞尔玛·贝克说自己遇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并问姬蒂是否愿意见见这个人。姬蒂回忆说：“我们都没在生活中碰到过真正的共产党员，大家都很好奇。”就这样，那天晚上她遇到了26岁的乔·达莱，他是一位长岛富商的儿子。姬蒂回忆道：“达莱比我大3岁，就是在这个派对上，我爱上了他，我一直都爱着他。”他们相识不到6周，姬蒂就离开威斯康星州搬到了俄亥俄州扬斯敦，她要在那里与达莱结婚。
一个朋友回忆道：“这个英俊的狗杂种简直太帅了。”达莱身材高挑瘦削，留着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他似乎无所不能。达莱生于1907年，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能自如地弹奏古典钢琴，还精通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父母都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子女，在达莱的青春期，他父亲已经靠丝绸生意发了一笔小财。虽然达莱和他的姐妹一直都去长岛伍德米尔犹太中产社区的一个犹太会堂，但是他在13岁时拒绝了犹太教的受诫礼。他曾上过一段时间私立学校，1923年秋进入了达特茅斯学院。那时他已经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并以一种挑衅的态度竭力捍卫他所谓的“无产阶级理想”。他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个怪人，“与大学格格不入”。在大部分课程不及格后，达莱在大学二年级辍学，然后在纽约的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干得不错，他还是满怀厌恶地辞了职，名副其实地开始了他作为劳动人民的新生活。1927年8月，意大利裔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被处决，这一事件似乎促成了达莱的转变。“如果不是1927年8月22日那两个‘意大利佬’在马萨诸塞州的电椅上被活活电死，很难说我会变成什么样。”达莱在给姊妹的信中写道。
达莱下定决心要“抹去他早年娇生惯养的生活痕迹”，他先是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后来又做过码头工人和煤矿工人。1929年加入共产党后，他写信给忧心忡忡的家人说：“到现在你们一定要明白，我正在做的都是我相信的、想做的、最擅长的也是最喜欢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明白我真的很快乐。”他在芝加哥待了几个月，面对数千人发表演讲，演讲后他遭到了芝加哥警察局臭名昭著的“红色小组”的殴打。
1932年，达莱成为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一名工会组织者，当时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正努力在炼钢工人中组织工会，他就身处于这场激烈斗争的最前线。在与钢铁公司组织的暴徒发生冲突时，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有好几次为了阻止他在劳工集会上发言，当地警察把他关进了监狱。达莱曾一度作为共产党候选人竞选市长。姬蒂虽然是他的妻子，却只被准许加入共青团，在入团之前，她还得通过在街头叫卖《工人日报》和向炼钢工人散发传单来证明自己的决心。姬蒂回忆说：“我那时总穿网球鞋，这样我在工厂门口散发共产党的传单时，警察一来，我就能赶快跑开。”
她每周要交10美分的党费。这对夫妇住在一间破旧的寄宿公寓里，每月房租5美元。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生活全靠政府每两周发放的12.5美元救济金。走廊的另一头住过另外两位共产党骨干——约翰·盖茨和阿沃·库斯塔·哈尔伯格，哈尔伯格后来改名为格斯·霍尔，再后来升任美国共产党主席。“这所房子有一个厨房，”姬蒂后来说，“但是炉子漏了，没法做饭。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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