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他极为崇拜的一些诗人，比如叶芝和艾略特，也曾经读过《摩诃婆罗多》。他在写给20岁的弗兰克的信中总结道：“因此，我认为，对于所有能变成修行的事情，比如学习、我们对人民和国家的责任、战争、个人的困苦甚至维持生计，我们都应对它们满怀感激。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获得一点点超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平静。”
看上去年近三十的奥本海默已经在寻找一种世俗中的超脱，换句话说，他希望以科学家的身份与现实世界打交道，同时又能超然世外。他并不想逃避到一个纯粹的灵性世界，他在寻找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内心的平静。《薄伽梵歌》中的人生哲学似乎正适合一个渴望入世又热衷感官享受的知识分子。他最喜欢的梵文作品之一是抒情长诗《云使》，诗中描写的爱情远隔千山万水，从裸女的膝头一直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巅。“我和赖德一起读《云使》，”他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它让人轻松喜悦，沉醉其中……”他也非常喜欢梵语短诗集《三百咏》，其中包含了一些充满宿命论的诗句：
击溃敌人……
掌握所有学问，
还有各门技艺……
你或许无所不能，
可是业力只手就能阻挡一切，
只有注定之事才会发生。
与《奥义书》不同，《薄伽梵歌》推崇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因此，它符合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接受的教育，但两者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薄伽梵歌》里的因果报应、命运和世俗责任的观念似乎与伦理文化协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不符。阿德勒博士贬斥任何宣扬宿命的“历史规律”的教义，与之相对，伦理文化运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正是因为不相信宿命论，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才会在曼哈顿下城移民聚居的贫民区从事社会工作。《薄伽梵歌》中的宿命论之所以对奥本海默有吸引力，或许部分原因是他正在经历一次迟来的叛逆期，他反抗的正是他年轻时接受的教育。伊西多·拉比就持这种观点。拉比的妻子海伦·纽马克是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拉比后来回忆说：“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感觉他对学校并没有太深的感情。过多的伦理文化教育对于那些萌芽状态的知识分子可能有害，因为他们希望以更深刻的方式了解人与人的关系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拉比推测，伦理文化学校给年少的奥本海默留下的遗产已经成为束缚他手脚的负担。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身行动的全部后果，有时甚至良好的发心也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奥本海默熟谙伦理道德，但他又胸有大志、博学多才、充满好奇。就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能充分意识到生活的复杂性，也许这反而让他做起事来感觉束手束脚。奥本海默后来对这个困境进行了贴切的反思：“和所有人一样，我可以做出决定后就行动，或者我也可以反思一下我的动机、我的个性特点、我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我为何要如此行事。上述因素都在左右我们的人生，但它们之间显然会发生冲突。”费利克斯·阿德勒在伦理文化学校时就不断对自己“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估，对人对己，他都采用一视同仁的高标准”。但是当奥本海默年近三十时，他对这种无休止的自我反省越来越不耐烦。正如日裔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土屋指出的，《薄伽梵歌》为这种心理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投入工作、尽职尽责、严于律己，至于结果不必纠结。奥本海默非常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和阿周那一样，他被驱使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最终责任（和野心）压倒了他的怀疑，尽管他心中尚存疑虑，但他始终明白是人就会犯错。
1934年6月，奥本海默重返密歇根大学的物理学暑期班，他在讲座中谈到了自己对狄拉克方程的最新看法。这次讲座给罗伯特·瑟伯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后，他当场决定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从普林斯顿大学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瑟伯尔开车抵达伯克利一两周后，奥本海默请他去了一家电影院，他们在那里看了由罗伯特·蒙哥马利主演的惊悚片《荒林艳骨》。这是他们二人一生友谊的开始。
瑟伯尔的父亲是费城的一位律师，在政界人脉很广。瑟伯尔显然从小就在左翼的政治氛围中长大。他的父亲出生在俄国，父母都是犹太人。在瑟伯尔12岁时，他母亲去世了。没过多久，他父亲就再婚了，娶了壁画家、陶艺家弗朗西丝·利奥弗，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她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罗伯特·瑟伯尔很快成为利奥弗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大家庭的核心人物是他继母的叔叔莫里斯·V.利奥弗和他的妻子珍妮。莫里斯·V.利奥弗是费城的一位医生，他极富感召力。利奥弗家中经常举办政治和艺术沙龙，这里的常客包括戏剧家克利福德·奥德兹、左翼记者I.F.斯通和诗人琼·罗伊斯曼，后者后来嫁给了出庭律师伦纳德·布丁，他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莫里斯·V.利奥弗和珍妮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叫夏洛特·利奥弗，罗伯特·瑟伯尔对她非常着迷。1933年，夏洛特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俩就举行了婚礼。夏洛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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