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念继承自政治上激进的父亲，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名满怀热情的政治活动家，她参与过各种各样的左翼事业。尽管多年后联邦调查局得出结论说“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罗伯特·瑟伯尔是共产党员”，但是毋庸置疑，瑟伯尔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偏左的，考虑到他的这些家庭成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瑟伯尔和奥本海默一起研究理论物理学，他在几年内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有7篇是他和导师合著的。论文涉及宇宙射线粒子、高能质子的衰变、高能级核光电效应和恒星的核反应内核等课题。奥本海默告诉劳伦斯，瑟伯尔是“他的合作者中屈指可数的真正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
除了在工作上，他们私下也是亲密的朋友。1935年夏，奥本海默邀请瑟伯尔夫妇到新墨西哥州小聚，可是瑟伯尔对佩罗卡连特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在土路上开了好几个小时才到那里，瑟伯尔夫妇抵达后，他们发现那里已经住了弗兰克·奥本海默、梅尔巴·菲利普斯和埃德温·麦克米伦。奥本海默若无其事地跟他们打了招呼还提议说，由于小屋已经住不下了，或许他们应该带两匹马，向北骑80英里到陶斯。这意味着要骑整整3天，翻越海拔12 500英尺的吉科里亚山口。可是瑟伯尔根本就没骑过马！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瑟伯尔夫妇骑上了马，他们只带了一套换洗的袜子和内衣、一把牙刷、一盒巧克力全麦饼干、一品脱威士忌和一袋用来喂马的燕麦。3天后，浑身肌肉酸痛的瑟伯尔夫妇到了陶斯，因为骑行时间太长，他们的腿都磨破了。在陶斯牧场的小旅馆住了一晚后，他们又骑马回去见奥本海默。一路上，夏洛特两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抵达目的地时，她的外套上沾满了血。
佩罗卡连特的生活条件很艰苦。那里海拔近9 000英尺，稀薄的空气让许多初来乍到的人呼吸困难。“在那里的头几天，”瑟伯尔后来写道，“任何体力劳动都会让人喘不过气来。”那时奥本海默兄弟已经租下牧场5年，但是牧场小屋里的家具仍然寥寥无几：几把简单的木椅、一张摆在壁炉前的沙发，还有地上铺的一张纳瓦霍地毯。弗兰克从高处接了一根管子将泉水引入小屋，这样就有了自来水，但也就仅此而已。不久瑟伯尔发现，对奥本海默来说，牧场不过是在荒野间长途跋涉时歇脚的地方。他回忆说，有一次，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和奥本海默一起骑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奥本海默说：“往那边走离家有7英里，走这条路虽然远一点儿，但是夜色要美得多！”
尽管条件艰苦，1935—1941年，瑟伯尔夫妇每年夏天都会在佩罗卡连特待一段时间。奥本海默还邀请过许多人到访牧场。有一次，他遇到了在附近远足的德裔物理学家汉斯·贝特，并说服他顺道来做客。其他到访过的物理学家有欧内斯特·劳伦斯、乔治·普拉契克、沃尔特·埃尔泽塞尔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他们都在那里待过几天。所有来拜访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们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朋友竟然沉溺于这种艰苦的生活。
有时，奥本海默的探险活动与意外只有一步之遥。有一次，他和三个朋友（乔治·乌伦贝克、埃尔斯·乌伦贝克和罗杰·刘易斯）在圣菲鲍尔迪峰东侧的凯瑟琳湖露营过夜。由于海拔高，奥本海默和另外两个人突然出现了高原反应。他们在睡袋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有两匹马跑掉了。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说服他们爬上了北特鲁查斯峰，它海拔13 024英尺，是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南部的最高峰。他们在雷雨中登上了山顶，然后不得不浑身湿透地下了山，一路走回到洛斯皮诺斯，他们抵达后凯瑟琳·佩奇招待他们喝了烈酒。第二天早上，那两匹弃他们于不顾的马又出现了，看见身穿粉红色睡衣的奥本海默正跑着把它们赶回围栏，埃尔斯不禁大笑起来。
直到1934年，奥本海默都没对时事或政治表现出什么兴趣。与其说他无知，不如说他漠不关心，而且肯定他也不是个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后来他还一度为了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天真炮制了一个故事：他声称自己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话，从来不看报纸或杂志，这无非是为了说明他对政治时事漠不关心。他还喜欢讲一件事：1929年10月29日股市大崩盘后好几个月，他才第一次听说这个新闻。他说在193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从未在选举中投过票。“对我的许多朋友来说，”他在1954年作证时说，“我对时事漠不关心似乎很奇怪，他们经常指责我不食人间烟火。我对别人和他们的人生经历感兴趣，我对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也很有兴趣，但是我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无所知。”多年后，罗伯特·瑟伯尔提到，奥本海默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谙世故、离群索居、缺乏美感、不问世事的人，所有这一切与他的真实情况完全相反”。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奥本海默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奥本海默从1931年秋天起租住的沙斯塔路2665号公寓的房东是玛丽·埃伦·沃什伯恩，她是一位身材高挑、很有威严的女人，喜欢穿着鲜艳的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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