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长裙，并且热衷于社交。她的丈夫约翰·沃什伯恩是一名会计，他也许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过经济学。他们家多年以来一直是伯克利知识分子的社交中心，正如玛丽·埃伦·沃什伯恩本人一样，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左翼分子的同情者。联邦调查局后来得出的结论是，玛丽·埃伦·沃什伯恩是“阿拉梅达县共产党的活跃分子”。
从20世纪20年代起，年轻的法国文学教授哈康·希瓦利埃就开始参加沃什伯恩举办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上还能见到瑟伯尔夫妇，还有一位名叫琼·塔特洛克的年轻漂亮的医学生。很自然，作为住在楼下的单身汉，奥本海默会顺便参加这些社交活动。他总是彬彬有礼，所有人都为他着迷。但有一天晚上，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一首诗时，客人们听到约翰·沃什伯恩醉醺醺地嘟囔着：“自希腊悲剧诞生以来，还从未听过像罗伯特·奥本海默这种喋喋不休的装腔作势。”
梅尔巴·菲利普斯回忆说：“我们从不公开谈论政治。”奥本海默曾对利奥·内德尔斯基说：“我认识三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请告诉我，政治与真、善、美有什么关系？”但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政治开始侵入奥本海默的生活。到那年4月，德国的犹太教授都被立即开除。一年后，也就是1934年春，奥本海默收到了一封通知函，号召大家资助那些想从纳粹德国移居海外的物理学家。他立即同意在两年内每年捐出他3%的工资（大约每年100美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时的教授詹姆斯·弗兰克博士可能就是该基金资助的难民之一。希特勒刚上台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弗兰克是少数几个被允许留任的犹太物理学家之一。但一年后，他因为拒绝解雇其他犹太人而被迫流亡。1935年，他在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物理。同样，马克斯·玻恩也在1933年被迫逃离哥廷根，后来他在英国教书。
毫无疑问，来自德国的消息令人担忧，但是到1934年，伯克利的后院发生的政治动荡也让人无法置身事外。近5年的大萧条使数百万普通人陷入贫困。1934年年初，劳资纠纷演变成了暴力事件。1月下旬，因皮里尔河谷的3 000名生菜采摘工人举行了罢工。代表雇主利益的警察采取行动，逮捕了数百名工人。罢工很快被镇压，工资从每小时20美分下降到15美分。然后，在1934年5月9日，超过12 000名码头工人在西海岸沿线的港口设立了警戒线。到6月底，码头罢工使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经济几乎陷入停滞。7月初，当局试图开放旧金山港口，警察向数千名码头工人投掷催泪弹，随后发生了暴乱。4天的小规模冲突后，几名警察朝人群开枪，结果3名男子受伤，其中两人死亡。1934年7月5日，被称为“血腥星期四”。同一天，共和党州长命令加州国民警卫队对街道实施管制。
11天后，也就是7月16日，旧金山工会举行了总罢工，整个城市瘫痪了4天。联邦调解员最终介入，到7月30日，西海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结束，码头工人复工。虽然他们的薪资要求几乎都未实现，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罢工让码头工人的困境得到了公众的同情，并极大地促进了工会运动。1934年8月28日，激进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以绝对优势赢得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名，这让加州建制派感到震惊，它也标志着政治气氛已明显偏向左翼。尽管辛克莱在大选中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共和党人恶意诽谤和制造恐慌，但加州的政治面貌已经彻底改变。
奥本海默和他的学生们不可能对这些重大事件熟视无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内部也分裂出罢工的反对者和支持者。1934年5月9日，码头工人开始罢工时，物理系的保守派教师伦纳德·洛布招募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橄榄球运动员来破坏罢工。值得注意的是，奥本海默后来邀请了他的几位学生，包括梅尔巴·菲利普斯和罗伯特·瑟伯尔，和他一起参加在旧金山一个大礼堂举行的码头工人集会。“我们坐在高高的楼座上，”瑟伯尔回忆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被罢工者的热情所感染，和他们一起喊：‘罢工！罢工！罢工！’”之后，奥本海默去了朋友埃丝特尔·卡昂的公寓，有人介绍他认识了颇有号召力的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
1935年秋，弗兰克·奥本海默结束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为期两年的学习，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他获得了那里的研究生奖学金。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查尔斯·劳里森同意担任弗兰克的论文指导老师。弗兰克立即投身于β射线光谱学的研究，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就研究过这个课题。弗兰克回忆说：“作为一名刚入学的研究生，能弄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这真令人兴奋。”
奥本海默仍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奔波，每年春末他都会去帕萨迪纳，和他的好朋友托尔曼夫妇住在一起。托尔曼夫妇在校园附近建造了一栋粉刷成白色的西班牙风格的房子，房子的后院有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和一间单卧客房，奥本海默来的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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