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辐射实验室主任）找到奥比说：‘你必须有一个管理架构。实验室必须按部门组织，部门下面要划分小组，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而奥比，嗯，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拉比让奥比更务实，他还说服奥比放弃了穿军装的想法。”
最令奥本海默失望的是他没能说服伊西多·拉比搬到洛斯阿拉莫斯。他非常希望拉比加入，甚至向他提供了实验室副主任的职位，但拉比不为所动。对于制造炸弹的想法，拉比从根本上就质疑：“1931年，我看到了那些日本人轰炸上海市郊的照片，从那时起我就强烈反对轰炸。你投下一颗炸弹，它会落到坏人身上，也会落到好人身上。人们根本就来不及逃生。你多么小心也无法幸免，你为人正直也难逃一劫……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我们在辐射实验室确实参与研发了与爆炸有关的装置……但这是面对真正的敌人和严峻的局势。原子弹却将这个原则推向了极端，我当时就不喜欢这个想法，现在仍不喜欢。我认为这很可怕。”以拉比的思维方式，赢得这场战争可以用一种远没有那么新奇的技术——雷达。拉比回忆说：“我想了想，然后拒绝了他。我说：‘我非常看重这场战争。如果雷达系统不够强大，我们也可能会输掉。’”
拉比拒绝加入这个项目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这个理由并不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他告诉奥本海默，他不想让“300年来物理学的结晶”成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而且拉比认为对于像奥本海默这样富有哲思的人，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他的共鸣。如果说拉比已经在思考原子弹在道义上可能产生的后果，那么身处战争中的奥本海默则破天荒地对形而上的思考失去了耐心，现在他对朋友的反对置之不理。“我认为，如果我也像你一样认为这个项目是‘300年来物理学的结晶’，”他写道，“我会和你有不同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个项目就是在战时研发出一种意义重大的军事武器。我认为，面对纳粹，我们别无选择。”对奥本海默来说，现在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赶在纳粹之前制造出这种武器。
尽管拉比拒绝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还是说服他参加了这里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在此后成为该项目极少的客座顾问之一。正如汉斯·贝特所说，拉比成了“奥比慈父般的顾问”。“我从来没有从洛斯阿拉莫斯领过薪水，”拉比说，“我拒绝这样做。我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得清清楚楚，我不是他们那里任何重要委员会的成员，也未担任任何类似的职务，只是奥本海默的顾问。”
不过，拉比在说服包括汉斯·贝特在内的许多人搬迁到洛斯阿拉莫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敦促奥本海默任命贝特为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他称这个部门为“项目的神经中枢”。在这些问题上，奥本海默都相信拉比的判断，并对他言听计从。
当拉比警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家团队“士气越来越低落”时，奥本海默决定把那里的20名科学家全部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决定，因为普林斯顿的团队中不仅有罗伯特·威尔逊，还有一位才华横溢、调皮可爱的物理学家，他就是理查德·费曼，当时他才24岁。奥本海默一眼就看出了费曼天资过人，想让他去洛斯阿拉莫斯。然而，费曼的妻子阿琳正在与肺结核作斗争，费曼明确表示，没有她在身边，他就不能搬到洛斯阿拉莫斯。费曼本以为事情就此打住，但在1943年年初，他接到了奥本海默从芝加哥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在阿尔伯克基为阿琳找到了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奥本海默向费曼保证，他可以平时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周末去看望阿琳。费曼被感动了，同意了奥本海默的安排。
奥本海默不遗余力地搜罗适合在“山上”工作的人，“山上”很快就成了这块台地的别称。其实，早在1942年秋他就开始行动了，甚至当时洛斯阿拉莫斯还没被选为“Y地”。“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奥本海默写道，“对于任何一个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地招募进来。”他早期的目标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主管、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巴彻。经过几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巴彻终于在1943年6月同意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并负责该项目的实验物理学部门。在那年初春，奥本海默曾写信给巴彻说他的资历让他“几乎无可替代，这就是我这么多月来竭尽全力说服你的原因”，奥本海默还说他坚信“你的沉着和判断力正是这个疾风骤雨般的项目所急需的品质”。巴彻虽然来了，但他警告说，如果有人要求他穿上军装，他就辞职。
1943年3月16日，奥本海默和姬蒂登上了开往圣菲的火车，那是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寂静小镇。他们下榻在拉方达酒店，这是城里最好的酒店。奥本海默在那里花了几天时间为在圣菲的实验室联络处招募负责人。一天，45岁的多萝西·斯卡里特·麦基宾女士出现在拉方达酒店的大堂，她毕业于史密斯学院，正等着面试一份自己还一无所知的工作。“我看到了一位踮着脚走路的男士，他穿着风衣，戴着馅饼式的帽子。”麦基宾说。奥本海默介绍自己是“布拉德利先生”，并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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