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去那里的人都会发疯的。”
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习惯。在伯克利，奥本海默拒绝在上午11点之前上课，这样他就可以交际到深夜；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总是在早上7点半就前往技术区。技术区简称为“T区”，这里被一道9.5英尺高的铁丝网包围着，铁丝网顶部还有两股带刺的铁丝。看守大门的卫兵会检查每个人的彩色徽章，戴白色徽章的物理学家或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有权在整个“T区”自由活动。有时候，心不在焉的奥本海默会忘记驻守在各处的武装警卫。有一天，他开车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大门口，飞快地通过了大门，根本没有减速。目瞪口呆的卫兵先是大声警告，然后朝汽车轮胎开了一枪。奥本海默这才停下车，倒回去嘟囔了一句抱歉，然后又开走了。出于对奥本海默人身安全的考虑，格罗夫斯在1943年7月写信给奥本海默，要求他驾车的距离只能在几英里内，并且为了保险起见“不要乘坐飞机”，这些要求都不难理解。
和其他人一样，奥本海默每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但即使在工作日，他也通常是休闲装打扮，穿回了他以前在新墨西哥州的那身行头：牛仔裤或卡其布裤子，再配一件不系领带的蓝色工装衬衫。他的同事们也纷纷效仿。“我记得在工作时没人穿锃亮的皮鞋。”伯尼斯·布罗德写道。奥本海默步行到“T区”上班时，他的同事们常常跟在他身后，他们静静听他喃喃自语着当天早上的想法。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说：“老母鸡带着小鸡来了。”“他那馅饼式的帽子、手里的烟斗还有特别的眼神让他拥有了某种气场，”一位当时负责电话总机的23岁陆军妇女队成员回忆说，“他从不需要耀武扬威或大呼小叫……他本可以要求优先接通他的电话，但他从没这么干过。他大可不必这样亲切和蔼。”
作为实验室的主任，奥本海默刻意在人前不拘礼节，这样别人就不会因为在他身边而感到畏惧，这也令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埃德·多蒂当时是美国陆军特种工兵分遣队的一名年轻技工，他在战后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博士好几次有事打电话来……每次我用‘多蒂’接电话时，电话那头的声音都会说‘我是奥比’。”他的不拘礼节与格罗夫斯将军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处处要别人对他注目而视、毕恭毕敬”，奥比则是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别人的关注和尊重。
关于工资问题，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和格罗夫斯就达成了共识，每个人的工资都要根据被招募前的薪酬来确定。但这样的做法导致了薪酬相差悬殊，因为从私营企业招聘的年轻人的薪酬很可能远远高于年长的终身教授。为了弥补这种不平等，奥本海默规定房租将根据工资多少按比例收取。年轻的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向奥本海默提出了疑问，他想知道为什么水管工的收入几乎是大学毕业生的3倍，奥本海默回答说，水管工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对战争的重要意义，而科学家知道，奥本海默认为这足以证明工资差异是合理的，至少科学家们不是为了钱而工作。奥本海默本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待了6个月后，有一天他的秘书提醒他，他还没有收到过一张工资支票。
每个人都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实验室昼夜开放，奥本海默鼓励大家自行安排日程表。他拒绝安装打卡钟，直到1944年10月，因为格罗夫斯将军的一位效率专家抱怨这里正常工作时间内出勤懒散，这才安装了警报器。“这项工作时间非常紧迫。”贝特回忆道。这位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认为，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他现在的工作“比之前做过的许多课题都要简单得多”，但是最后期限让人压力很大。“我有一种感觉，而且我会梦到这种感觉，”贝特说，“我在一辆沉得要命的大车后面，还不得不推着它上山。”科学家们习惯于那些只能利用有限资源但几乎没有截止日期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一个资源无限而时间紧迫的世界。
贝特的工作地点在奥本海默的指挥部——T楼（“T”代表“理论物理学”），这是一座毫无生气的绿色双层建筑，但这里很快成了“山上”的灵魂所在。费曼就坐在贝特旁边，他爱交际，贝特却很严肃。贝特回忆说：“对我而言，费曼就像突然从普林斯顿冒出来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但奥本海默了解他。从一开始他就很活泼，但直到他来了大约两个月后，他才开始对我口无遮拦。”37岁的贝特希望身边有人愿意和他争论，而25岁的费曼就喜欢争论。当他们俩在一起时，楼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费曼在大喊“不，不，你疯了”，或者“那太离谱了”。随后贝特会平静地解释为什么自己是对的，费曼会冷静几分钟，然后再次爆发：“你疯了，这怎么可能！”他们的同事很快给费曼起了个外号叫“蚊子”，还给贝特起了个外号叫“战舰”。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贝特说，“与我之前认识的奥本海默截然不同。战前的奥本海默有些犹豫不决，缺乏自信，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则是一位当机立断的主管。”贝特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这位他在伯克利认识的“搞纯科学”的人一直都在一心一意地探索“大自然的深层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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