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瓦利埃事件”
我和希瓦利埃说了，他也跟奥本海默谈了，但是奥本海默说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乔治·埃尔滕顿
一件小事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1942—1943年的那个冬天，在伊格尔希尔的家中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小事。其实，他只是和一个朋友简单地聊了几句，但是谈话的内容及奥本海默后来对此事的处理影响了他的后半生，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些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悲剧。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希瓦利埃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像黑泽明1951年的电影《罗生门》，在这部电影中，事件当事人因为角度不同而各执一词。
在得知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伯克利后，奥本海默和妻子单独邀请希瓦利埃夫妇到家里吃了一顿晚餐。他们把希瓦利埃夫妇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想和他们专门道别。希瓦利埃夫妇到了以后，奥本海默走进厨房想调制一些马丁尼酒。哈康·希瓦利埃跟着他进了厨房，他向奥本海默转述了自己最近和乔治·C.埃尔滕顿的一次对话，奥本海默也认识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裔物理学家埃尔滕顿，他当时受雇于壳牌石油公司。
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考证，两人都没有及时记录谈话的内容。尽管他们聊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提议，但是当时两人似乎都不认为这次谈话意义重大。据希瓦利埃说，埃尔滕顿请他帮忙让奥本海默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信息透露给一个人，那人是埃尔滕顿认识的一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外交官。
根据所有人的说法——包括希瓦利埃、奥本海默和埃尔滕顿在内，当时奥本海默愤怒地告诉希瓦利埃，他说的这种行为属于“叛国”，而且希瓦利埃不应该和埃尔滕顿的阴谋有任何牵扯。在埃尔滕顿看来，美国的苏联盟友正为生存而战，而华盛顿的反动派在蓄意阻碍苏联获得那些应有的帮助，那时在伯克利的左翼圈子里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但奥本海默对此无动于衷。
希瓦利埃一直坚称，他只是在提醒奥本海默小心埃尔滕顿的计划，而不是充当中间人。无论是哪种情况，奥本海默都认为他朋友所说的提议属于叛国。把这条路彻底堵死以后，奥本海默可以权当这是希瓦利埃对苏联生死存亡忧虑过度的表现。那么，奥本海默当时是否应该立即通知当局？当然，如果他那么做了，他的人生将会截然不同。但是，他那时这样做会牵连到他最好的朋友，而在他看来，他的朋友顶多就是一个过度热心的理想主义者。
奥本海默调好马丁尼酒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也结束了，于是两人回到了他们的妻子身边。
在回忆录《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希瓦利埃回忆说他和奥本海默只是简单聊了几句埃尔滕顿的提议。他坚称自己不是在向奥本海默索取信息，只是向他的朋友转述了一个事实，即埃尔滕顿提出了一个与苏联科学家分享信息的渠道。他认为很有必要让奥本海默知道这件事。希瓦利埃写道：“他显得很不安，我们只是聊了一两句，仅此而已。”然后他们端着马丁尼酒回到客厅，与他们的妻子待在一起。希瓦利埃记得那时姬蒂刚买了一本19世纪初的法文版真菌学图书，书中有手绘的兰花插图，这是她最喜欢的花。在晚餐前，这两对夫妇一边品着酒，一边仔细阅读了这本精美的书。此后，希瓦利埃“就再也没多想那件事”。
1954年，在他的安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作证说，希瓦利埃跟着他进了厨房，说了一些类似于“我最近见过乔治·埃尔滕顿”的话，希瓦利埃还说埃尔滕顿有“向苏联科学家提供技术情报的渠道”。奥本海默接着说：“我想我对他说了‘但那是叛国’，不过我不太确定。总之，我肯定说了什么。我还说‘这件事太可怕了’。希瓦利埃说过或至少表示出他完全同意。事情就到此为止，那只是一次简短的谈话。”
奥本海默去世后，姬蒂又讲了此事的另一个版本。她在伦敦拜访韦尔娜·霍布森（奥本海默以前的秘书，也是姬蒂的朋友）时说：“希瓦利埃一进屋，她就知道不对劲。”她特意没让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最后，当希瓦利埃意识到他没法摆脱姬蒂时，他就当着她的面把自己和埃尔滕顿的谈话说了出来。姬蒂说她脱口而出：“但那是叛国！”按照这个版本，奥本海默为了不让姬蒂与此事有任何牵连，于是就说这话是他说的，还一直声称他和希瓦利埃在讨论埃尔滕顿时是单独在厨房里。另外，希瓦利埃坚称他和奥本海默讨论埃尔滕顿的提议时，姬蒂从来没有进过厨房，而且芭芭拉·希瓦利埃在回忆这件事时也没提到姬蒂。
几十年后，芭芭拉写了一本“日记”，并在其中补充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不过那时她已是希瓦利埃的前妻，而且对他心怀怨恨。“希瓦利埃和奥比说话时，我当然不在厨房，但我知道他要告诉他什么。我还知道希瓦利埃就是想搞清楚奥比工作的情况，并向埃尔滕顿汇报。我相信希瓦利埃认为奥比会愿意和苏联人合作。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们事先为此大吵了一架。”
芭芭拉写下这些的时候，已经离事发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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