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40年，而且她对前夫的评价很差，她认为他很愚蠢，是“一个眼界狭窄、思想僵化、积习难改的人”。埃尔滕顿主动接近希瓦利埃后不久，希瓦利埃就告诉她：“苏联人想了解情况。”在她的回忆中，她曾试图劝说丈夫不要跟奥本海默提这件事。她在1983年那本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从未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荒唐可笑，这位天真的法国现代文学教师竟然要成为苏联人刺探奥比工作的中间人。”
奥本海默之所以认识埃尔滕顿，是因为他们两人曾代表FAECT参加过工会组织的会议，其中一次的会议地点还是奥本海默家。奥本海默总共就见过埃尔滕顿四五次。
埃尔滕顿身材瘦削，有北欧人的相貌特征，他和妻子多罗西娅（昵称多莉）都是英国人。尽管多莉是英国贵族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的表亲，但埃尔滕顿夫妇在政治上绝对属于左翼。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在列宁格勒目睹了苏联的社会变革，那时埃尔滕顿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
希瓦利埃第一次见到多莉·埃尔滕顿是在1938年，当时她走进美国作家联盟在旧金山的办公室，自告奋勇地要承担秘书工作。多莉的政治立场比她丈夫更加激进，她在旧金山亲苏的美俄研究所担任秘书。搬到伯克利后，埃尔滕顿夫妇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里的左翼社交圈。希瓦利埃在奥本海默参加的许多筹款派对上见过他们。
有一天埃尔滕顿打电话给希瓦利埃说想见面聊聊，一两天后希瓦利埃就开车去了他家，埃尔滕顿在伯克利的家位于克雷格蒙特大道986号。埃尔滕顿严肃地谈起了这场战争及其尚不明了的走向。他指出，在纳粹的猛烈进攻中，苏联人首当其冲，五分之四的德国国防军在东线作战，战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能否在武器和新技术方面对苏联盟友鼎力相助，苏联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埃尔滕顿说彼得·伊万诺夫曾与他接触过，他认为伊万诺夫是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秘书（事实上，伊万诺夫是苏联情报官员）。伊万诺夫曾评论道：“从许多方面来说，苏联政府都认为自己没有得到美国理应给予的科技合作支持。”然后他问埃尔滕顿是否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他指的是伯克利的实验室。
1946年，联邦调查局就“希瓦利埃事件”对埃尔滕顿进行了审问，他将自己与伊万诺夫的谈话还原如下：“我告诉伊万诺夫，我对伯克利正在进行的事情知之甚少，于是他问我是否认识劳伦斯教授、奥本海默博士，还有另一个我记不起名字的人。”（埃尔滕顿后来觉得伊万诺夫提到的第三位科学家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回答说他只认识奥本海默，但也没有熟悉到可以谈论这种事情。伊万诺夫紧追不放，问他是否认识其他可以接近奥本海默的人。“我想了想说，我们唯一共同的熟人就是希瓦利埃。他问我是否愿意与希瓦利埃谈一谈这件事。我确信伊万诺夫先生确实没有办法从官方获得这些信息，我也知道情况非常紧急，我出于自己的良知做出了决定，最终我同意了联系希瓦利埃。”
据埃尔滕顿说，他和希瓦利埃“勉为其难”地同意与奥本海默进行接触。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保证，如果奥本海默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伊万诺夫可以“安全地传递出去”。从埃尔滕顿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很清楚他们在筹划什么。“伊万诺夫主动提出了报酬问题，但我没有提出金额，因为我不想因此事收取任何酬劳。”
埃尔滕顿在1946年告诉联邦调查局，几天后希瓦利埃告诉他，他见到了奥本海默，但“根本不可能从那里得到任何信息，而且奥本海默博士也不同意这么干”。后来伊万诺夫来到埃尔滕顿家，他同样被告知奥本海默不会合作。事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但是过了一阵子，伊万诺夫又向埃尔滕顿打听他是否了解一种叫作“盘尼西林”的新药的信息。埃尔滕顿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他说后来他提醒伊万诺夫留意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
联邦调查局的另一次问讯证实了埃尔滕顿说法的准确性。在这次问讯中，一组探员审问了埃尔滕顿，与此同时，另一组探员提审了希瓦利埃，他们问了他与埃尔滕顿类似的问题。随着审问的进行，两组探员一边通过电话协同提问，一边对比两个人的回忆内容并追问两者存在矛盾之处。最终他们的陈述只有细微的差别。希瓦利埃说，据他回忆，他没有向奥本海默提到过埃尔滕顿的名字（尽管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说自己提到过），也没有向问讯他的人说过埃尔滕顿提到了劳伦斯和阿尔瓦雷斯。“我想说的是，我记得除了奥本海默，我再没向其他人打听过有关辐射实验室工作的信息。我也许曾顺便跟别人提过搜集这方面信息的价值，但是我再也没跟他提过此事。”他说，奥本海默“不容商量地拒绝了我的提议”。
换言之，这两个人都承认他们曾讨论过向苏联输送科学情报，但他们也都证实了奥本海默断然拒绝了这个主意。
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推测埃尔滕顿是苏联特工，在整个二战期间，他负责招募情报人员。1947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审讯细节被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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