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于是他逃到了英国，自此以后，他终生拒绝谈论此事。埃尔滕顿真的是苏联间谍吗？显然，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他曾提议向苏联人提供战争项目的科学情报。但对其1942—1943年活动的调查表明，他更可能是一位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苏联特工。
1938—1947年的9年中，埃尔滕顿每天和邻居赫维·沃格拼车去壳牌公司上班。沃格是一名物理化学家，他还上过奥本海默的课。他也在壳牌公司位于埃默里维尔的工厂工作，那里距离伯克利有8英里的车程。1943年，还有另外4个人与他们一起搭车：英国人休·哈维（他的政治立场相当中立）、李·瑟斯顿·卡尔顿（他在政治上是左派）、哈罗德·勒克和丹尼尔·卢腾。他们称自己的拼车小组为“熏鲱鱼搭车俱乐部”，因为卢滕总是在他们热烈讨论时提到熏鲱鱼。沃格生动地回忆起他们在“搭车俱乐部”的聊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在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里正开展重要的事情，这显而易见，那里来了很多人，而且他们的谈话都很保密……”
有一天，他们开车上班的时候，埃尔滕顿对战争新闻感到忧心忡忡：“我希望苏联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我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沃格回忆，埃尔滕顿随后说：“我会尽量和希瓦利埃或奥本海默谈一下，告诉他们，我很乐意转达任何他们认为对苏联有用的信息。”
沃格认为，埃尔滕顿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往好了说算是头脑简单和不成熟，往坏了说，他充其量也只是“上了苏联领事馆的当”。埃尔滕顿毫不避讳谈论他在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朋友，并吹嘘说他可以通过自己在领事馆的关系把这些信息传到苏联。（事实上，联邦调查局探员发现他在1942年多次与伊万诺夫会面。）沃格回忆起埃尔滕顿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个话题，沃格说：“埃尔滕顿会不断地问：‘你知道，我们和苏联人站在同一阵线，为什么我们不帮助他们呢？’”拼车的伙伴们质疑道：“这种事不是应该通过官方渠道吗？”埃尔滕顿回答说：“好吧，反正我会尽我所能地去做。”
然而，几周后，他告诉沃格等人：“我和希瓦利埃说了，他也跟奥本海默谈了，但是奥本海默说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埃尔滕顿似乎很失望，但沃格确信他那不切实际的想法也到此为止了。
1983年沃格对马丁·舍温讲述了这些事情，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联邦调查局的谈话也为此提供了佐证。战争结束后，沃格因为和埃尔滕顿的关系差点儿丢了工作。联邦调查局表示，如果他同意充当线人，他们可以为他洗清罪名，但是沃格拒绝了。最终，联邦调查局说服他签署了一份关于埃尔滕顿的声明，声明中写道：“乔治和多莉·埃尔滕顿都是无可否认的可疑分子。他们在苏联生活过，公开支持苏联政权。乔治·埃尔滕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支援苏联人。”在提到他与埃尔滕顿在“熏鲱鱼搭车俱乐部”的谈话时，沃格写道：“我们一直没能让埃尔滕顿远离共产主义，他也从来没能说服我们认同他的观点。”
多年后，当埃尔滕顿的名字出现在1954年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时，沃格认为美国政府对埃尔滕顿的看法大错特错：“如果他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间谍，他根本不会公开谈论这些事。他会伪装成另外一副样子。”
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1902—2003）是英国律师、工党政治家，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担任英国首席检察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