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瘫痪的灵魂”，她走了，他也以失败告终
一切都令我感到厌恶……
——琼·塔特洛克，1944年1月
1943年秋，帕什中校花了两个月时间想找出让奥本海默向苏联领事馆传递情报的中间人，但是结果令他失望。他和他的下属们反复询问了伯克利的多位学生和教职员工，仍一无所获。在调查中，帕什一意孤行，不肯放手，对奥本海默充满敌意，这最终导致格罗夫斯认为帕什在一项毫无进展的调查上浪费了军队的时间和资源。这也是最后促使格罗夫斯在1943年12月初命令奥本海默说出中间人希瓦利埃的原因。与此同时，格罗夫斯认为帕什的才能可以在其他地方派上更好的用场。到了11月，他被任命为代号“阿尔索斯”的秘密任务的军事指挥官，其任务是通过抓捕德国科学家来确定纳粹政府的原子弹计划的进展。帕什被调到伦敦，在那里他将用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筹备一个由科学家和士兵组成的秘密小组，他们将跟随盟军部队进入欧洲。但即使在帕什离开后，他在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办公室的朋友们仍然在监听琼·塔特洛克从电报山寓所拨出的电话。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没搜集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猜疑，即这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是奥本海默（或其他人）向苏联传递信息的渠道。但是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没人告诉他们停止监视。
1944年年初，刚刚过完新年假期，琼·塔特洛克正陷于又一波抑郁情绪之中。1月3日周一，当她去伯克利的父亲家时，她父亲发现琼“意志消沉”。那天离开时，琼答应第二天晚上给她父亲打电话，但是周二晚上她并没有打电话，她的父亲约翰·塔特洛克又试着给她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周三早上琼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她的父亲直接去了她在电报山的公寓。他下午1点左右到了那里，但是按门铃后一直没人回应，67岁的塔特洛克教授就从窗户爬了进去。
在公寓里，他发现琼的尸体“趴在浴缸一头的一堆枕头上，她的头浸在没有蓄满水的浴缸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塔特洛克教授没有报警，而是抱起女儿，把她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他在餐桌上发现了一封未署名的遗书，它用铅笔草草写在信封背面，其中部分内容如下：“一切都令我感到厌恶……致那些爱我和帮助过我的人，谢谢你们给予的爱和勇气。我想活下去，想去给予，但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动弹不得。我拼命地想要理解这一切，但没有任何头绪……我想我可能这辈子都是个累赘，所以至少我可以减轻些别人的负担，把一个瘫痪的灵魂从这个战斗的世界带走。”从这里开始，文字变成了参差不齐、难以辨认的线条。
塔特洛克教授惊呆了，他开始在公寓里翻箱倒柜。最后，他找到了琼的一叠私人信件和一些照片。无论他在这些信中读到了什么，其中的内容都足以让他想把它们扔到壁炉里付之一炬。死去的女儿就躺在他身边的沙发上，而他有条不紊地烧掉了她的信件和一些照片。几个小时后，他拨打了第一个电话给了殡仪馆。最后是殡仪馆的人报了警，下午5点半，当他们在该市副验尸官的陪同下到达时，壁炉里的文件还在冒烟。塔特洛克教授告诉警察，那些信件和照片是他女儿的。这时从他发现琼的尸体算起已经过去4个半小时。
至少可以说，塔特洛克教授的行为很不寻常。但是的确，那些无意间发现自己的亲人自杀的人经常会有些异常的行为。既然他有条不紊地翻查了公寓，这表明他可能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很明显，他在琼的信件中看到的内容促使他将其销毁。这肯定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塔特洛克教授支持他女儿的许多政治活动。他只可能是出于更私人的动机。
验尸官的报告说死亡时间至少是在12个小时前。琼死于1944年1月4日周二晚上的某个时刻。她的胃里有“大量最近摄入的半固态食物”和数量无法确定的药物。在她的公寓里发现了一个标有“雅培公司的戊巴比妥钠”的安眠药药瓶，里面还剩两片。还有一个标有“可待因二分之一格令”的信封，里面只剩一些白色粉末。警方还发现了一个标有“厄普约翰公司盐酸麻黄碱片，八分之三格令”的铁盒，里面还有11颗胶囊。法医的毒理学实验室对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巴比妥酸衍生物、水杨酸衍生物和痕量的水合氯醛（未经核实）”。死亡原因是“急性肺水肿和肺充血”，也就是说琼是在浴缸里淹死的。
在1944年2月的一次正式的死因审理中，陪审团认定琼·塔特洛克的死是“自杀，动机不明”。报纸报道说，在公寓里发现了一张732.5美元的账单，账单来自她的精神分析师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这证明她“因为心理问题找过心理医生”。实际上，作为一名正在接受培训的精神病学家，琼被要求接受精神分析并自己支付费用。如果反复发作的躁郁症导致了她自杀那可真是令人惋惜。她的朋友们认为，从各方面来说，她的人生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她取得了许多成就。琼生前所在的锡安山医院是北加州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师培训中心，她在那里的同事均认为她“成绩斐然”，并对她的自杀感到震惊。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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