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把瑟伯尔视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自从1938年瑟伯尔搬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他们几乎每个周日都给对方写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瑟伯尔与奥本海默形影不离，他成了奥本海默的书记员和协调员。“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瑟伯尔回忆道，“他会向两个人倾诉，要么是姬蒂，要么是我。”
1942年夏季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在勒孔特厅四层阁楼的西北角，就在二楼奥本海默办公室的上面。会议使用的两个房间有通向阳台的法式玻璃门，出于安全考虑，整个阳台都被粗铁丝网牢牢地封住。房间唯一的钥匙在奥本海默手里。一天，温伯格、奥本海默及几个物理学家坐在阁楼的办公室里，在谈话的间隙，奥本海默突然说：“哦，天哪，看！”他指了指从法式玻璃门射进来的阳光，阳光在办公桌的纸上投下的阴影清晰地勾勒出铁丝网的轮廓。温伯格说：“好像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所有人都被铁丝网的阴影笼罩着。”温伯格觉得这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就像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几周过去了，奥本海默召集的“群英”越来越欣赏他的才能，他是他们的鼓动者，也是他们的发言人。爱德华·泰勒后来写道：“作为主席，奥本海默表现出一种优雅、自信、随意的风度。我不明白他这种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了解他的人都很惊讶。”贝特也赞同地说：“他能迅速把握住问题，他常常在听完一句话之后，就能理解整个问题。顺便说一句，他与人打交道时也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希望别人也有这种能力。”
在讨论伊始，他们先研究了历史上的一次人为爆炸：1917年，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一艘满载弹药的船发生爆炸。在这场悲剧事故中，爆炸的强度相当于5 000吨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威力，它炸毁了哈利法克斯市中心方圆2.5平方英里的面积，造成4 000人死亡。他们很快就估算出核裂变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产生相当于哈利法克斯爆炸两三倍的威力。
随后，奥本海默把与会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裂变装置的初步设计上，这种装置必须足够小才可用于军事领域。他们很快就确定，只需一个直径8英寸的由金属球壳包裹的铀芯就足以产生所需的链式反应。但是其他设计参数还需要进行极其精确的计算。贝特回忆说：“为了找到计算方法，我们一直在发明新点子，然后又根据计算结果筛掉了大部分想法。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见识奥本海默那无穷的智慧，他是我们团队毋庸置疑的领袖……那种思想碰撞的体验让人难以忘怀。”
虽然奥本海默很快就发现在快中子反应装置设计中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空白，但大家仍无法确切计算出实际所需的核裂变物质总量，因为他们缺少确凿的实验数据。不过，就已知的数据而言，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核裂变材料用量很可能超过之前的预估，大约是4个月前向总统呈报的用量的两倍。这一差距意味着那些核裂变物质仅靠在实验室中进行少量提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大型的工业化工厂中生产。这枚炸弹将会造价不菲。
有时候，奥本海默也对能否解决这么多无法预料的难题感到绝望。他非常担心他们已经在与德国人的竞赛中落败，所以他会不耐烦地驳回任何看起来耗费时日的研究方案。当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费事的测量快中子散射的方案时，奥本海默指出：“我们最好能对散射进行快速的定性测量……兰登堡的方法这么烦琐又结果难料，在他找到答案之前，我们很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7月，他们的研讨会一度偏离了主题，因为爱德华·泰勒报告说他已经完成了氢弹或称“超级”炸弹的可行性计算。那年夏天，泰勒来伯克利时就对核裂变炸弹的可行性确信无疑，但是他已经厌倦了只讨论核裂变武器，为了找点儿乐子，他开始计算一年前恩里科·费米与他共进午餐时提出的一个问题。费米注意到核裂变武器可以用来引燃一定量的氘——重氢，从而产生一种威力大得多的核聚变爆炸，进而成为一种超级炸弹。7月，泰勒的计算震惊了奥本海默的团队。他的计算表明，在核裂变武器的引燃下，仅26磅的液态重氢就能产生相当于100万吨TNT炸药的爆炸。泰勒认为，这种量级的爆炸还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使是核裂变炸弹，也可能会无意中点燃地球大气层，因为地球大气层的78%是由氮构成的。贝特后来说：“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一点。”但奥本海默认为自己最好还是乘火车到东海岸，亲自向康普顿报告这个超级炸弹和泰勒关于世界末日的计算结果。他在密歇根州北部一座湖边的避暑别墅里找到了康普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晨，”康普顿后来以一种戏剧性的口吻写道，“我开车把奥本海默从火车站接到湖边，一起眺望平静的湖面。我在那里听了他的汇报……原子弹真有可能让大气中的氮或海洋中的氢爆炸吗？ ……接受纳粹的奴役也好过冒险让人类走向末日。”
在这种情况下，贝特很快进行了进一步的计算，计算结果让泰勒和奥本海默确信点燃大气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这个暑期余下的时间里，奥本海默都在撰写这个小组的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