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会大步走过她的办公桌，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还经常出言不逊，比如“你的脸可真脏”。这种粗鲁的言行使格罗夫斯成为台地上大家指责的对象，同时这也转移了人们对奥本海默的批评。不过，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所收敛，这体现出了奥本海默在两人关系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让奥本海默经常能为所欲为。
奥本海默也会尽量让格罗夫斯满意。为此，他变成了格罗夫斯期待的那种老练高效的管理者。在伯克利时，奥本海默办公桌上堆放的文件经常有一英尺高。路易斯·亨普尔曼是一位从伯克利来的医生，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成为奥本海默夫妇的好友。他发现在台地的办公室里，“奥本海默的桌面很整洁，上面没有任何文件”。奥本海默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他剪掉了卷曲的长发。“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亨普尔曼说，“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事实上，就在康登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时，格罗夫斯的信息封锁政策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问题上，奥本海默或许回避了正面对抗，但是该政策已经名存实亡。随着工作的进展，允许所有戴“白色徽章”的科学家自由地讨论他们的想法和问题显得越发重要。就连爱德华·泰勒也明白封锁妨碍了效率。1943年3月初，他告诉奥本海默，他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公函，其中讨论了“我一直以来担心的问题——保密过度”。但随后他又承认：“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给你添麻烦，我只是觉得也许我的声明日后你可能会派上用场。”格罗夫斯很快就意识到他面对的挑战，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甚至都无法说服那些最可靠、最资深的科学家遵守规定。有一次，欧内斯特·劳伦斯到访洛斯阿拉莫斯，他要在那里给一群科学家讲课。格罗夫斯把这位物理学家拉到一边，认真叮嘱他哪些事情不能公开讲。令格罗夫斯震惊的是，几分钟后他听到劳伦斯站在黑板前说：“我知道格罗夫斯将军不想让我说这个，但是……”虽然官方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但实际上，科学家越来越无视这些规定。
格罗夫斯经常把信息封锁政策的破产归咎于康登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格罗夫斯在1954年作证时说：“一开始他（康登）就在洛斯阿拉莫斯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一直无法确定破坏信息保密的罪魁祸首是奥本海默博士还是康登博士。”他认为，让顶尖的二三十名科学家自由交流是一回事，但是当数百人都无视这一政策时，信息保密就成了一个笑话。
最终格罗夫斯意识到，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领域的惯例已经凌驾于军事安全原则之上。“虽然我可能把握了大局，”他作证时说，“但在很多事情上，我都没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所以，当我说奥本海默博士并不总是严格遵守安保工作守则时，我只能说他也没比其他顶尖科学家做得更差，我认为这算是一个公允的评价。”
1943年5月，奥本海默主持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隔周的周二晚上都会举行一次一般性的学术研讨会。奥本海默说服了泰勒来负责组织会议。格罗夫斯说自己对讨论内容涉及太广感到“不安”，奥本海默相当坚定地回答说，对于这个研讨会他“决心已定”。他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同意只允许科学家参加。他还坚决主张，他手下的人必须能与曼哈顿计划各地的参与者互通信息。例如，那年6月，他坚持要求批准恩里科·费米从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到洛斯阿拉莫斯访问。他告诉格罗夫斯，因为费米此行“极为重要”，他绝不会为取消此行的后果负责。格罗夫斯让步了，费米获得了批准。
1943年夏末，奥本海默向曼哈顿计划的一名安全官员解释了他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对于这件该死的事，毫无疑问，我的看法是对于我们所掌握的（基本）信息，所有对此感兴趣的政府大概早就知道了。而那些关于我们现在工作的信息可能也毫无价值，因为它复杂得要命。”他说，危险并不在于核弹的技术信息可能会泄露给另一个国家，真正的秘密是“我们努力的程度”和“涉及的国际投资”的规模。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了解了美国投入了哪些人力、物力，他们可能会试图复制核弹计划。奥本海默认为，即使是这样的情报也不会“对苏联有什么用”，但“它可能会对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人一样深信不疑”。
格罗夫斯的安全官员提出的要求经常会干扰到奥本海默的工作，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年轻的门徒中有些人抱怨陆军对曼哈顿计划不得法的管理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1943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开放时距离发现核裂变已经过去4年，大多数参与该项目的物理学家都认为，他们的德国同行至少已经领先2年。带着这种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对军队过度的安保措施、拖沓的官僚作风及那些造成拖延的行为都感到怒不可遏。那年夏天，菲利普·莫里森从冶金实验室发出了一封“致奥比”的信，他在信中报告说：“去年冬天那种工作干劲儿似乎已经消失殆尽。我们与承包商的关系糟糕至极……最终结果令人无法接受，这样下去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芝加哥实验室的十几位年轻科学家异常担忧，他们联署了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信中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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