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对夫妇经常去圣菲的一些酒吧。“把这个消息说出去，反复地说，”奥本海默说，“就像你们喝多了一样……我不管你们怎么做，只要说我们在造电力火箭就行。”在约翰·曼利和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的陪同下，瑟伯尔夫妇很快就开车去了圣菲，他们试图散布谣言，但没有人对此感兴趣，陆军参谋部二部也从未听到过任何关于电力火箭的闲言碎语。
作为一位屡教不改的恶作剧高手，理查德·费曼在面对安保规定时有自己的一套。当时他的妻子阿琳正在阿尔伯克基的一家肺结核疗养院接受治疗，审查人员指责阿琳用密码给费曼写信并向他索要密钥，费曼说自己手里也没有密钥，这是他和妻子玩的一个练习破解密码的游戏。费曼还在夜间狂开保险箱，把实验室所有秘密档案柜的密码锁都打开了，这也让安保人员很抓狂。还有一次，他注意到洛斯阿拉莫斯的围栏上有个破洞，于是他走出大门时向警卫挥手示意，然后从那个洞爬回去，再次走出大门。他反复这么干了好几次，差点儿被捕。他的滑稽举止成了洛斯阿拉莫斯传说的一部分。
驻地军方与科学家和他们的家眷一直不睦。格罗夫斯将军已经为他们的关系奠定了基调，他私下里经常把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称为“小孩子”。格罗夫斯吩咐他的一个指挥官说：“要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喜怒无常的人。不要让生活条件、家庭问题或其他事情影响他们，妨碍他们专心工作。”大多数居民明确表示他们觉得格罗夫斯“令人厌恶”，但是格罗夫斯也明确表示他才不在乎他们怎么想。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相处得不错，但他发现陆军的大多数反间谍官员都反应迟钝、傲慢无礼。有一天，德席尔瓦上尉闯入奥本海默每周五下午的小组领导例会，然后他宣布：“我要投诉！”德席尔瓦解释说，有一位科学家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没征得他的同意就坐在了他的桌角上。“我可不喜欢这样！”他生气地说。奥本海默回答说：“在这个实验室里，上尉，所有人的桌子都可以随便坐。”这让在场的其他人都忍俊不禁。
作为洛斯阿拉莫斯唯一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德席尔瓦上尉从不懂得自嘲。“他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戴维·霍金斯回忆道。奥本海默任命前共产党员霍金斯为实验室的安全委员会成员，这更加重了德席尔瓦的疑心。奥本海默喜欢霍金斯，对他的能力评价很高。他也清楚霍金斯是一个忠于国家的人，他的左翼政见与自己一样，都属于改革派，而不是革命派。
有些安保限令让所有人都深恶痛绝。爱德华·泰勒告诉奥本海默，他手下的人都在抱怨自己的邮件被人拆开，奥本海默愤愤不平地回应道：“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我都不能和我的亲弟弟说话。”被人监视让奥本海默也很恼火。罗伯特·威尔逊回忆说：“他经常抱怨他的电话被监听了。”当时，威尔逊认为他这么想“有点儿像偏执狂”，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奥本海默确实一直处于近乎全面的监视之下。
早在1943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投入使用之前，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就指示J.埃德加·胡佛暂停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的监视。3月22日，胡佛下令停止了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但他又指示他在旧金山的特工们继续监视共产党内部可能与奥本海默有联系的人。就在当天，军方通知联邦调查局，他们安排了对奥本海默的全天候技术和人身监控。甚至在奥本海默抵达洛斯阿拉莫斯之前，美国陆军反情报团的大量军官就已经被派去执行秘密任务。其中一名特工名叫安德鲁·沃克，他被指派为奥本海默的私人司机兼保镖。沃克后来证实，陆军反情报团的军官对奥本海默的邮件和他的住宅电话都进行了监控。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也装有窃听装置。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自己也越来越有安全意识。这位过去不拘小节的大学教授，现在会小心翼翼地将机密备忘录别在自己的后裤兜里以防丢失。他甚至还会去安抚军队的安全官员，他不仅为他们花费了自己的宝贵时间，还几乎答应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但工作的压力、被时刻监视的感觉、对失败的恐惧都开始给奥本海默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他要面对的还不止这些。1943年夏，奥本海默向罗伯特·巴彻承认他正在考虑辞职，他觉得对他过去的调查使他不堪其扰。此外，他还告诉巴彻，这份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在听完奥比列举自己的种种不足之处后，巴彻只说了一句：“除了你，没人能胜任这份工作。”
于是奥本海默坚持下来，但是在1943年6月，他做了一件明知会引起陆军反情报团官员担忧的事情。尽管奥本海默和姬蒂已经结婚，但在1939—1943年，奥本海默每年都要见琼·塔特洛克两次左右。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曾经非常亲密，当我们见到彼此时，仍然有很深的感情。”他和琼在1941年的新年前夜见过一面，他们偶尔还会在伯克利的聚会上遇到对方。奥本海默也去过琼的公寓和她在儿童医院的办公室，她是那所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有一次，他到琼的父亲家去看她，那里离他位于伊格尔希尔的寓所很近。还有一次，他们在“马克顶楼酒吧”喝了几杯，这家高雅的餐厅是眺望旧金山美景的绝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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