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
在这几年间奥本海默是否和琼旧情复燃无从考证，唯一确定的是他们仍会见面，而且两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从未终止。1940年奥本海默和姬蒂结婚后，琼到旧金山的老友伊迪丝·詹金斯家做客，詹金斯那时已经结婚，还有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名叫玛格丽特·卢德米拉。当琼抱着玛格丽特站在窗口时，詹金斯问她是否后悔当时拒绝了奥本海默的求婚。琼回答说“是的”，而且如果她当时没有那么心烦意乱，他们可能已经成为夫妻。
1943年春，奥本海默离开伯克利时，琼的称呼已经变成琼·塔特洛克医生，作为一位女性，她即将开始充满成就感的医生生涯。她是锡安山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医生，那里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精神出现问题的孩子。她似乎已经找到一个既符合她的个性又能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的职业。
那年春天，琼告诉奥本海默，她“非常渴望”能在他和姬蒂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见他一面。但出于某种原因，奥本海默拒绝了。这么做不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他还专门和史蒂夫·纳尔逊道了别。也许是因为姬蒂不同意。不管怎样，他没有向琼道别就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对此感到内疚。他们仍然有信件往来，但琼告诉她的朋友，她发现奥本海默的信令人迷惑。她在好几封信中苦苦哀求他回来。奥本海默知道琼在看一位心理医生，这位心理学家就是奥本海默的好友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博士，他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奥本海默有几年会定期参加他带领的精神分析讨论小组。奥本海默知道伯恩菲尔德博士是琼受训时的精神分析师，他也清楚“她非常不开心”。
因此，1943年6月，当奥本海默有机会回到伯克利时，他特意打电话请琼共进晚餐。在他逗留期间，军事情报人员一直在跟踪他，后来他们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监视到的情况：“1943年6月14日，奥本海默从伯克利乘火车前往旧金山……迎接他的是琼·塔特洛克，她还吻了他。”然后他们手挽着手走向她的车，那是一辆1935年的绿色普利茅斯双门轿车，她开车带他去了一家便宜的餐吧，这间名为“霍奇米尔科”的餐吧既是酒吧、咖啡馆，也是一间舞厅。他们边吃晚饭边喝了几杯，然后在晚上10点50分左右，琼开车带他回到了自己位于旧金山蒙哥马利街1405号的顶层公寓。晚上11点半，灯光熄灭，奥本海默没有再出现过，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他和琼·塔特洛克一起离开了大楼。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出：“奥本海默和琼的关系看起来非常亲昵。”当晚，情报人员看到琼在旧金山市中心的联合航空公司售票处与奥本海默碰面：“琼步行到达的那里，奥本海默冲过去迎接她。他们彼此亲昵地打招呼，然后走向她停在附近的车，之后他们去了基特·卡森烧烤店吃晚饭。”晚餐后，琼开车送他去机场，他乘飞机返回了新墨西哥州。自此以后，奥本海默就再也没见过琼。11年后的听证会上有人质问他：“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见你吗？”他回答说：“因为她还爱着我。”
琼是一名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奥本海默与她会面的报告传到了华盛顿，琼很快就被说成是向苏联情报机构传递核弹机密的潜在渠道。1943年8月27日，在一份为监听琼的电话辩护的备忘录中，联邦调查局暗示奥本海默本人“可能会利用她作为中间人，或者用她的电话拨打牵涉共产国际的重要电话”。
1943年9月1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写信给司法部长，信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在对苏联共产国际间谍特工的调查中，“已经确定琼·塔特洛克是一位掌握国家重要战争机密的人的情妇”。胡佛断言，塔特洛克是“共产国际组织成员在旧金山地区的联络人，而且根据报告，她不仅能从她的情人那里获取机密信息，而且可以将这些情报传递给共产国际组织的间谍”。胡佛建议监听她的电话，“目的是确定共产国际组织内从事谍报活动的特工身份”。那年夏末，陆军情报部门或联邦调查局随即安装了监听装置。
1943年6月29日，距奥本海默与琼共度的那一晚刚过去两周，西海岸反间谍处主任鲍里斯·帕什就给五角大楼写了一份备忘录，他建议拒发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并将其解雇。帕什报告说他掌握了奥本海默“可能仍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情报，但是他手上都是些间接证据。他列出了奥本海默看望琼及给戴维·霍金斯打电话的事情，他说霍金斯“是一名与贝尔纳黛特·多伊尔和史蒂夫·纳尔逊都有联系的共产党员”。
帕什认为，就算奥本海默本人不准备直接向共产党提供科技情报，“他可能会把这些信息告诉给他认识的那些人，而他们可能会提供”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信息给苏联。帕什自然想知道琼会不会就是这个中间人。他还从联邦调查局的同事那里获悉，一直到1943年8月，琼都在积极参与共产党的事务。
在帕什看来，琼是头号间谍嫌疑人，他希望通过监听她的电话来证实这一点。如果无法监听，帕什还打算利用奥本海默和琼的关系作为对付他的武器。6月底，帕什沿着上述思路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他把这份备忘录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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