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但是“他们徒劳无功”。
奥本海默睡得很少，弗格森说，他“开始变得非常古怪”。一天早上，他把母亲锁在酒店的房间里，然后就离开了。埃拉大发雷霆。这次事件之后，埃拉坚持让他去看法国的精神分析师。几次治疗之后，这位医生宣布奥本海默是性挫折引起的“道德危机”。他开的处方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疗程的刺激性欲的药物”。多年后，弗格森提起当年时说：“他对男欢女爱之事仍无所适从。”
很快，奥本海默的情绪危机又一次急转直下。当时弗格森和奥本海默一起坐在巴黎酒店的房间里，弗格森感觉到他的朋友又处于“他那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中”。也许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弗格森给他看了自己女友弗朗西丝·基利写的诗，然后宣布他已经向基利求婚了，对方也接受了他的求婚。听到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惊愕不已，他突然崩溃了。“就在我弯腰拾起一本书的时候，”弗格森回忆道，“他从背后跳到我身上，拿着捆箱子的皮带勒住我的脖子。有一阵儿我吓坏了。我们肯定闹出了点儿动静。然后我想法把他甩开了，他摔倒在地，哭了起来。”
奥本海默可能只是因为嫉妒朋友的恋情而生气。他已经因为女人失去了一个朋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在那种情况下，因同样的原因再失去一个朋友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弗格森自己也注意到“奥本海默经常对弗朗西丝·基利怒目而视，那样子实在有些夸张。他要是扮演恐怖情人简直易如反掌，对此我可是深有体会”。
尽管差点儿被勒死，弗格森还是选择继续支持他的朋友。事实上，他甚至可能还感到一点儿内疚。深知奥本海默弱点的赫伯特·史密斯在一封信中预先警告过弗格森：“顺便说一句，我想你在奥本海默面前表现自己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分寸，不要太过张扬。你比他早到两年，还有你的社交能力，这些都可能会让他感到灰心丧气。我还记得那个叫什么乔治的人把你比下去的时候，你也气得想要扑上去来着。（信中这两句特意用斜体字强调。）奥本海默倒不至于这样，但是我担心他会没信心活下去了。”史密斯的信让人产生了一个怀疑，有志于写作的弗格森是否可能将自己的经历与“乔治”和奥本海默的行为混合在了一起。但奥本海默后来的道歉说明弗格森所说的是事实。
弗格森知道他的朋友有点儿“神经质”，但他相信奥本海默慢慢会好起来。“他明白我认为这只是一时的情绪失控……他好转得很快，所以我也没那么担心了……我很喜欢他这个人。”他们二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尽管如此，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弗格森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多加小心。他搬出了之前的酒店，当奥本海默坚持要他那年春天去剑桥看他时，他犹豫了。奥本海默无疑和弗格森一样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这件事发生几周后，他写信给弗格森说：“你不用写信，你要把去牛津当作朝圣，穿苦衣，持斋戒，冒风雪，常祈祷。我会一直怀着悔恨和感激，以及我对你所犯错误的羞愧，直到我能为你做些有益的事。我不理解你何以如此忍耐仁慈，但你一定要知道，我将铭记不忘。经历了这些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奥本海默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师，他试着有意识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在1926年1月23日写给弗格森的信中，他认为自己内心的痛苦与“自命不凡有关……现在正是这个，再加上我连两根铜线都焊不到一起的现实，简直要彻底把我逼疯了”。他接着承认：“我状态不佳，现在我不敢去见你，因为我害怕可能会情绪失控。”
最终弗格森放下了自己的疑虑，他同意那年初春去剑桥。“他安排我住在他隔壁的房间，我还记得那时为了防止他半夜闯进来，我用一把椅子抵住了门。但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时奥本海默的情况似乎正在好转。当弗格森偶尔问及奥本海默的情况时，“他让弗格森别再为他担心，他已经没事儿了”。实际上，奥本海默正在看另一位剑桥的精神分析师，这是4个月内他见的第三位精神分析师了。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经读了很多精神分析类图书，他的朋友约翰·埃兹尔说，他“对此非常严肃”。跟那几位伦敦和巴黎的精神分析师相比，他认为新任的精神分析师M医生“更加聪明睿智”。
1926年的整个春天，奥本海默都在与这位精神分析师见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也破裂了。6月的一天，奥本海默到访约翰·埃兹尔的住所，他告诉埃兹尔：“M医生认为继续进行精神分析已经没有意义。”
后来，赫伯特·史密斯在纽约遇到了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他也知道此事，他称奥本海默“对那位剑桥的精神分析师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问题在于，你得找一个比被分析的人更厉害的精神科医生。可是，那里没有这样的人”。
1926年3月中旬，奥本海默离开剑桥短暂休假。他的三位朋友杰弗里斯·怀曼、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和约翰·埃兹尔说服他一起去科西嘉岛。他们用了10天骑自行车环岛，他们有时睡在小镇的旅馆里，有时在野外露营。岛上陡峭的山脉和树木稀疏的台地很可能会让奥本海默想起新墨西哥州的粗犷之美。伯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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