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的作品是一部经典的自省小说，它给奥本海默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象。在首次读到普鲁斯特作品的10多年后，奥本海默仍能背出第一卷中一段讨论残忍的内容，这让希瓦利埃大为震惊：
如果她能从别人身上，也从自己身上，看到那种对自身所造成的苦难的无动于衷，这种无动于衷，无论如何改头换面，都是一种可怕的、永恒的残忍。若能如此，她也许就不会认为邪恶是如此罕见、如此不同寻常、如此遥远，以至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
毫无疑问，当时身在科西嘉岛的年轻的奥本海默用心记住了这些话，因为他也看到了自己的那种无动于衷——他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漠不关心。这是痛苦的洞察。虽然我们只能猜测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但是，也许看到自己那些阴暗和充满罪疚感的念头见诸纸面，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奥本海默的心理负担。他知道了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此，知道了这就是人类的现实处境，这一定很令人欣慰。他没有必要再鄙视自己，他可以去爱。可能还有一点会让奥本海默感到安心，他可以告慰自己，是一本书帮他从抑郁的黑洞中挣脱出来，而不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尤其令人感到宽慰。
奥本海默带着一种更轻松、更宽容的生活态度回到了剑桥。他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善良和宽容了。我现在可以理解别人了……”1926年6月，他已经决定不再去见剑桥的那位精神病学家。那年春天，他离开了自己在剑桥一直居住的那个“悲惨洞穴”，搬到了一个“不那么悲惨”的住处，这也让他感到精神振奋。这个新住处位于康河沿岸的一座古香古色的村庄里，这座村庄在剑桥以南1英里处，正好处于剑桥与格兰奇斯特中间。
他仍然鄙视实验室的工作，而且显然他也不是一位称职的实验物理学家，现在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要转而投身抽象的理论物理学。即使在他漫长的冬季抑郁中，他仍尽可能地多读些书，他意识到整个理论物理学领域正在酝酿着什么大事。有一天，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一个研讨会上，奥本海默看到中子的发现者詹姆斯·查德威克打开了一本《物理评论》，他翻到了罗伯特·安德鲁·密立根发表的一篇新论文，然后打趣道：“又是一阵咯咯叫，什么时候才真下蛋呢？”
1926年年初，在读了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的一篇论文后，奥本海默意识到，一种研究电子行为的全新思路正在涌现。大约在同一时间，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发表了一个关于原子结构的激进的新理论。薛定谔提出，对于电子的行为，更准确的描述是它们原子核周围涌动的波。和海森伯一样，他精心描绘了这种不确定的原子结构的数学模型，并称之为“量子力学”。在阅读了这两篇论文后，奥本海默怀疑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和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之间有某种联系。事实上，它们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版本。这次真的是一枚鸡蛋，而不是又一阵鸡叫。
量子力学现在成了卡皮查俱乐部的热门话题。卡皮查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物理学讨论小组，以其创始人、年轻的苏联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的名字命名。“虽然只是略知一二，”奥本海默回忆道，“但我已经非常感兴趣了。”那年春天，他还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狄拉克将于当年5月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时的狄拉克已经在量子力学领域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奥本海默轻描淡写地说，狄拉克的工作“不容易理解，他也不关心能否被理解。我认为他很了不起”。但他对狄拉克的第一印象可能不怎么样，奥本海默曾告诉杰弗里斯·怀曼，“我认为狄拉克成不了什么大器”。狄拉克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年轻人，他出了名地一门心思搞科研。几年后的一天，当奥本海默赠书给狄拉克时，狄拉克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读书会干扰思考。”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奥本海默遇到了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他曾在哈佛大学听过玻尔的讲座。在奥本海默眼中，玻尔简直就是完美的偶像。玻尔比奥本海默大19岁，他和奥本海默一样出生在一个上流社会家庭，被书籍、音乐和知识环绕。玻尔的父亲是一位生理学教授，母亲来自一个犹太银行世家。玻尔于191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两年后，他在量子力学的早期发展中实现了关键性的理论突破，他提出了电子在原子核周围不同轨道上运动时角动量变化的“量子跃迁”假设。1922年，他因这个原子结构的理论模型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温和、幽默风趣，而且他广受爱戴。他说话时总是态度谦逊，轻声细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20年春给玻尔的信中写道：“在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你一出现就让我如此快乐。”玻尔的风度让爱因斯坦着迷，因为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像一个仍在摸索的人，而不是一个自认为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奥本海默开始称玻尔为“上帝”。
“那时我已经把什么铍和箔片抛在脑后，决心努力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那时我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段时期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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