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眼中,每个新想法都好极了”
我是一个装模作样、乖巧得令人生厌的小男孩。
——罗伯特·奥本海默
20世纪初,科学给美国带来了第二次革命。一个马背上的国家很快就被内燃机、载人飞行和其他众多发明所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很快也因为这些技术创新发生了变化。但与此同时,一群高深莫测的科学家正在缔造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全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开始改变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现象;马克斯·普朗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等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原子性质的认识;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狭义相对论。突然之间,宇宙的面貌似乎也就此改变。
在全世界范围内,科学家很快被奉为新的英雄,他们有望带来理性、繁荣和精英治理的复兴。在美国,改革运动正在挑战既有的秩序。西奥多·罗斯福利用白宫这一舆论高地鼓吹道,善治的政府如果与科学和技术联姻将缔造出一个开明的新进步时代。
1904年4月2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就出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他来自一个德国移民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有第一代移民也有第二代移民,他们在努力融入美国社会。无论从民族身份还是文化归属上,生活在纽约的奥本海默一家都算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又不去当地的犹太教堂。他们并不排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只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美国犹太教派,他们认同的这个犹太教派被称为伦理文化协会,它推崇理性主义和一种进步的世俗人文主义。与此同时,它也是解决美国移民信仰困境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这反而加剧了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持续终生的矛盾心理。
顾名思义,“伦理文化”指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推崇社会正义而不是自我膨胀。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并非偶然,他在一种重视独立探究、实验探索和自由思考的文化氛围中长大,这种文化体现的正是科学的价值观。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致力于社会正义、理性和科学的人生征程总让人联想起蘑菇云下的遍野横尸。
1871年5月1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东边的哈瑙。奥本海默后来说,他的爷爷本杰明·皮哈斯·奥本海默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平时也做谷物生意,他在“一座近乎停滞在中世纪的德国村庄”中的一间茅舍里长大。朱利叶斯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1870年,本杰明的两个表兄弟西格蒙德·罗斯费尔德和所罗门·罗斯费尔德通过结婚移民纽约,几年后他们与另一个亲戚J.H.施特恩一起开办了一家进口男士西服衬里的小公司。那时纽约的成衣市场方兴未艾,公司业务蒸蒸日上。19世纪80年代末,罗斯费尔德兄弟捎信儿给本杰明·奥本海默说他的儿子们在这里也有赚钱的机会。
1888年春,朱利叶斯到达纽约,比他哥哥埃米尔晚了几年。这个身材高挑纤细、局促不安的年轻人被安排在公司仓库里整理成卷的布料。尽管他加入公司时没有分文投资,也不会说英语,但他决心要出人头地。因为他对布料的色彩独具慧眼,他逐渐被公认为全纽约最懂“布料”的内行之一。埃米尔和朱利叶斯安然度过了1893年的经济衰退,到世纪之交,朱利叶斯成了罗斯费尔德-施特恩公司的正式合伙人。他的衣着也体现出了这种变化,他总是穿着一件白色高领衬衫和一套深色西装,佩戴一条花色保守的领带,而且他的举止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无懈可击。在大家眼中,朱利叶斯是一个非常讨人喜爱的年轻人。他的未婚妻曾在1903年写道:“你总能让别人对你充满信心,因为你优秀至极。”到30岁时,朱利叶斯的英语已经相当流利,虽然完全是自学的,但他还是广泛阅读了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会在周末的空闲时间徜徉于纽约众多的艺术画廊。
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被介绍给了年轻的画家埃拉·弗里德曼。她是一个精致美丽的女孩,她有一头深褐色的秀发、精雕细琢的五官、一双顾盼生辉的灰蓝色眼睛和长长的黑色睫毛。埃拉身材苗条,但是右手先天畸形。为了掩饰这种畸形,埃拉总是穿着长袖衣服,戴一副麂皮手套,她右手的手套里有一个简陋的假肢装置,有一根弹簧连接在一个人造拇指上。朱利叶斯爱上了埃拉。弗里德曼家族有巴伐利亚犹太人血统,他们于19世纪40年代定居于巴尔的摩。埃拉出生于1869年。家族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描述她:“她是一位温柔、精致、苗条、高挑、长着蓝眼睛的姑娘,她相当敏感,极有礼貌。她总是想着如何让别人感到满意或愉快。”20多岁时,她在巴黎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早期印象派画家。回国后,她在巴纳德学院教艺术。遇到朱利叶斯时,埃拉已经是一名小有成就的画家,她有自己的学生,还在纽约的一栋公寓顶楼开设了一间私人画室。
这一切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女性来说极不寻常,不仅如此,埃拉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其强烈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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