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嬉笑打闹的生活并不感兴趣……他经常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被取笑和嘲弄。”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连他的母亲有时也担心儿子怎么会对玩耍和同龄人“兴趣索然”。奥本海默说：“我知道她一直想让我像其他男孩一样，但是收效甚微。”

1912年，奥本海默8岁时，埃拉又生下一个男孩——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从那以后，她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这个新生儿身上。这期间，埃拉的母亲搬进了河滨路的公寓，直到弗兰克十几岁、她去世之前都和奥本海默一家一起生活。这两个孩子年龄相差8岁，几乎没有机会发生手足之争。奥本海默后来认为，他不仅是弗兰克的兄长，而且可能“由于年龄的差距，他就像他的父亲”。弗兰克童年时期得到了和奥本海默当年一样的栽培，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弗兰克回忆说：“无论我们对什么感兴趣，我的父母都会设法满足。”高中时，弗兰克对乔叟的作品感兴趣，朱利叶斯马上给他买了一本这位诗人1721年版的珍本。当弗兰克说他想要吹长笛时，他的父母聘请了美国最杰出的长笛演奏家乔治·巴雷尔做他的私教。两个男孩都得到了过分的溺爱，但是只有作为长子的奥本海默有点儿自负。他后来承认：“我的父母对我充满信心，但是作为回报，我却养成了令人讨厌的个性，我敢肯定，那些不幸接触过我的小孩和大人都被我冒犯过。”

1911年9月，奥本海默第二次去德国看望祖父本杰明后不久，他进入了一所特别的私立学校。几年前，朱利叶斯成为伦理文化协会的活跃成员。该协会的创始人、领导者费利克斯·阿德勒博士是朱利叶斯和埃拉的主婚人，朱利叶斯从1907年开始担任该协会的理事。毫无疑问，他的儿子们将在位于中央公园西边的伦理文化协会的学校接受中小学教育。这所学校的座右铭是“行胜于言”。伦理文化协会成立于1876年，它一直向其成员灌输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的责任感：“人必须为自己人生和命运的道路负责。”虽然伦理文化协会是美国改革派犹太教的产物，但它本身是“非宗教”的，这十分适合中上阶层的德裔犹太人，像奥本海默夫妇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要融入美国社会。费利克斯·阿德勒和他那群志同道合的优秀教师促进了这一进程，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智力上，他们都对奥本海默的心智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利克斯·阿德勒的父亲塞缪尔·阿德勒是一位拉比，1857年只有6岁的阿德勒和他的家人从德国移民到纽约。他的父亲是德国犹太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后来成为美国最大的犹太教改革派的会堂——以马内利会堂的领袖。阿德勒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继承他父亲的衣钵，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回到了德国读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些激进的新观念，包括上帝的普遍性和人类的社会责任。他阅读了达尔文、马克思及一大批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也包括费利克斯·韦尔豪森，韦尔豪森否定了《摩西五经》出自神启的传统观念。1873年，阿德勒回到他父亲所在的以马内利会堂，并就他所谓的“未来的犹太教”进行了一场讲道。年轻的阿德勒认为，为了在当今时代存在下去，犹太教必须摈弃其“狭隘的排外思想”。犹太人不该以《圣经》上“上帝的选民”的身份自居，而应该以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及代表劳动阶级所采取的行动来确立自己的身份。

不到3年时间，阿德勒就带领大约400名以马内利会堂的会众脱离了现有的犹太社区。在约瑟夫·赛利格曼和其他富有的德裔犹太商人的支持下，阿德勒发起了一场名为“伦理文化”的运动。他们的集会安排在礼拜日上午，阿德勒会发表演讲；虽然有管风琴演奏，但是没有任何祷告或宗教仪式。从1910年也就是奥本海默6岁开始，该协会的集会都在西64街2号一座富丽堂皇的礼堂举行。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在1910年出席了新楼的落成典礼。这座礼堂有手工雕刻的橡木镶板、美丽的彩色玻璃窗，楼厅上还有一架威克斯牌管风琴。这个华丽的礼堂迎接过许多著名的公众人物，包括像杜波依斯和布克·华盛顿这样杰出的演讲者。

“伦理文化”是一个新近的改良主义犹太教派。但是这一运动的种子显然在19世纪就播下了，那时德国的犹太精英阶层努力变革，力图让上层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阿德勒关于犹太人身份的激进观点在纽约富有的犹太商人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因为他们正在迎战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中兴起的反犹主义浪潮。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制度性的歧视是后来才出现的现象。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当托马斯·杰斐逊等自然神论者坚持将有组织的宗教与国家政权彻底分离时，美国社会对犹太人变得更加包容。但在1873年股市崩盘后，纽约的氛围开始发生变化。随后，1877年夏，纽约最富有、最著名的德裔犹太人约瑟夫·赛利格曼因犹太人身份被纽约萨拉托加的大联盟酒店粗鲁地拒于门外，整个犹太人社区都义愤填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精英组织和机构，不仅是酒店，还有社交俱乐部和私立预备学校，都突然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

因此，19世纪70年代末，费利克斯·阿德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