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文化协会对纽约的犹太社群来说成立得太及时了，他们可以借此应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偏见。在哲学层面，伦理文化协会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革命原则是一致的，都主张自然神论和共和主义。如果说1776年的革命给美国犹太人带来了解放，那么接下来，对本土基督教偏见最好的回应就是比美国人更美国化，更拥护共和。这些犹太人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以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但是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身份——信奉自然神论的犹太人。在阿德勒看来，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是过时的观念。很快，他就开始创立一系列的组织机构，使得他的追随者能够像“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一样生活。
阿德勒坚持认为，解决反犹主义的方法是在全世界传播思想文化。有趣的是，阿德勒批评犹太复国主义是向犹太民族主义的倒退：“犹太复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种族隔离的实例。”对阿德勒来说，犹太人的未来在美国，而不是巴勒斯坦，他曾说：“我的目光定格在阿勒格尼和落基山脉上清晨照耀的微光，而非耶路撒冷山丘上笼罩不散的晚霞，尽管它那么温柔美丽。”
为了把他的世界观变成现实，阿德勒在1880年为劳工子女建立了一所免学费的学校，叫作“工人学校”。除了通常的算术、阅读和历史科目，阿德勒坚持认为他的学生应该接触艺术、戏剧、舞蹈，以及培养一些在快速工业化的社会中有用武之地的技能。他相信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才能，那些没有数学天赋的人可能拥有了不起的“做手工的艺术天赋”。对阿德勒来说，这种洞察就是“伦理的种子，我们要做的就是据此培育各类人才”。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因此学校的使命就是“培养改革者”。随着学校的发展，它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展示窗口，阿德勒本人也受到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和他所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学派的影响。
阿德勒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人阶级困境的描述让他的内心深受触动，他写道：“我必须直面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他开始认识到劳动阶级应该得到“公正的报酬、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尊严”。他后来写道，工人运动“是一场伦理运动，我全心全意地支持”。工人领袖们也对他的热情投桃报李，新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龚帕斯也是纽约伦理文化协会的成员。
讽刺的是，1890年，由于学校学生数量过多，阿德勒不得不靠招收一些自费生来补贴伦理文化协会的预算。当许多精英私立学校对犹太人关上大门的时候，大量犹太富商争先恐后地想让自己的孩子就读工人学校。1895年，阿德勒又增开了高中，并将学校改名为伦理文化学校（几十年后，学校改名为“菲尔德斯顿文化伦理学院”）。到1911年罗伯特·奥本海默入学时，该学校只有大约10%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不过，该校仍保留了倡导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价值观。那些来自伦理文化协会富裕的赞助人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在为改变世界做准备，他们是传播现代伦理文化福音的先锋。奥本海默就是其中的一位明星学生。
毋庸置疑，奥本海默成年后对政治的敏感源于阿德勒在这所了不起的学校中推行的进步主义教育。在他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奥本海默身边的男男女女都把自己视为世界进步的推动者。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些年中，伦理文化协会的成员在种族关系、劳工权利、公民自由和环境保护等敏感政治议题上都充当了变革的推动者。例如，1909年，亨利·莫斯科维茨博士、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安娜·加林·斯潘塞和威廉·索尔特等著名的伦理文化协会成员帮助建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莫斯科维茨博士在1910—1915年发生的制衣工人罢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协会成员还帮助建立了国家公民自由局，它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前身。尽管他们不谈阶级斗争，但是协会成员都是务实的激进分子，致力于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认为，更美好的世界需要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和政治上的组织。1921年，奥本海默从伦理文化学校的高中毕业，阿德勒敦促他的学生发展自己的“伦理想象力”，看到“事物可能成为的样子，而非它们现在的样子”。
奥本海默深知阿德勒不仅对他自己也对他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常拿此事跟朱利叶斯打趣，在父亲50岁生日时，17岁的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来到美国后，他恨不得一口吞下阿德勒博士，就好像他是美德的化身。”
像许多德裔美国人一样，当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阿德勒博士内心感到非常悲伤和矛盾。与伦理文化协会的另一位杰出成员、《国家》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不同，阿德勒不是和平主义者。当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时，他支持对美国商船进行武装。虽然阿德勒反对美国介入战争，但是1917年4月，当威尔逊政府宣战时，他敦促他的会众“一心一意地效忠”美国。与此同时，他宣称自己并不认为德国是唯一过错方。作为德国君主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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