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在战争结束时，他乐见帝国统治的衰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但作为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他公开谴责这个由胜利者一手缔造的和平实属伪善，它似乎只会让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进一步壮大。于是，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有亲德情绪。作为伦理文化协会的理事和阿德勒博士的崇拜者，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同样对欧洲的战争和他的德裔美国人身份感到矛盾。我们无从得知年轻的奥本海默对这场战争有何看法，但是他在学校的伦理学老师是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他一直强烈反对美国参战。
1868年，埃利奥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他的家庭倡导废奴主义和思想自由，后来他成了纽约进步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受人爱戴的人物。埃利奥特身材高大、感情丰富，是阿德勒伦理文化原则的实践者。他创建了美国最成功的社区之家——哈德逊公会，它所处的是纽约贫困的切尔西区。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终身理事，埃利奥特无论在政治活动中还是在性命攸关时都表现得无所畏惧。1938年，维也纳伦理文化协会的两名奥地利领导人被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逮捕，为了争取他们获释，当时70岁的埃利奥特前往柏林，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盖世太保谈判。通过行贿，埃利奥特成功地将二人从纳粹德国解救出来。1942年他去世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罗杰·鲍德温称赞他是“一个机智风趣的圣人……他是如此爱人，对他而言助人无小事”。
多年来，奥本海默兄弟每周在伦理课上就是与这位“机智风趣的圣人”面对面进行讨论。多年后，当他们已经成年时，埃利奥特写信给他们的父亲说：“我不知道我对你的孩子们有多大影响。和你一样，我因他们而感到欣慰和感恩。”埃利奥特教授伦理学采用的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学生们就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展开讨论。“人生问题教育”是所有高中生的必修课。他经常向他的学生提出一些两难的人生选择，比如在教书育人和报酬丰厚的箭牌口香糖厂工作之间他们会如何选择。奥本海默就读期间，“黑人问题”、战争与和平的伦理问题、经济不平等和“两性关系”都曾在课上引发激烈的争论。在高中最后一年，奥本海默参与过对“国家角色”的深入讨论。课程中有一节“政治伦理问答”，其中涉及了“效忠与叛国的伦理问题”。这种针对社会关系和国际事务的教育非同一般，它在奥本海默的内心深深扎根，并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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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装模作样、乖巧得令人生厌的小男孩，”奥本海默回忆道，“小时候的生活并没有让我为这个充满残酷和痛苦的世界做好准备。”他那如庇护所一般的家庭生活没法让他“自然健康地长成一个臭小子”，但是可能连奥本海默本人都没意识到，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拥有了强大的内心，甚至还有肉体上的坚忍。
因为急于让奥本海默走出家门和同龄的男孩在一起，朱利叶斯决定送14岁的奥本海默去参加夏令营。对大多数参加夏令营的男孩来说，凯尼格营地算得上是一处充满快乐和友爱的山中乐园。对奥本海默来说，这却是一场劫难。他的种种表现让他成为营员们攻击的目标，这些青少年对害羞、敏感或不合群的孩子毫不留情，甚至以此为乐。那些男孩很快开始叫他“美人儿”，还无情地嘲弄他。但是，奥本海默拒绝反击，他避开体育活动，沿着小径散步，收集岩石。他还交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记得那年夏天奥本海默痴迷于乔治·艾略特的作品。艾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也许是因为它深入探讨了一个他很好奇的问题：人世离合对内心世界的影响。
然而，奥本海默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他很高兴来参加夏令营，因为别的男孩对他进行了性启蒙。奥本海默夫妇收到信后匆忙赶到夏令营，他们走后，营地的主管宣布要严惩讲色情故事的人。不出所料，奥本海默被指是告密者，于是一天晚上他被强行带到营地的冰窖，他被剥光衣服后遭到了殴打，男孩们为了羞辱他，甚至还在他的屁股和生殖器上泼了绿油漆。那一晚，奥本海默被赤身裸体地锁在冰窖里。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谈及此事时说，奥本海默经受了“酷刑”。奥本海默用一种沉默的坚忍来承受这样粗暴的羞辱，他没有逃离夏令营也没有告状。“我不知道奥本海默如何熬过了剩下的几周，”他的朋友说，“没几个男孩会这么做，或者说能这么做，但奥本海默做到了。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场磨难。”正如他的朋友经常注意到的那样，奥本海默不堪一击的外表下藏着坚忍的内心，这种坚忍来自倔强的骄傲和坚定的意志，这样的个性将贯穿他的一生。
在学校里，奥本海默个性中阳春白雪的一面得到了老师们的悉心培育，伦理文化学校那些尽职的老师都是阿德勒博士精心挑选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楷模。数学老师玛蒂尔达·奥尔巴克注意到奥本海默在课上感到无聊和烦躁，于是她让他去图书馆自修，然后他可以向同学们讲解他学到的东西。希腊语和拉丁语导师艾伯塔·牛顿回忆说教奥本海默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说：“在他眼中，每个新想法都好极了。”奥本海默读了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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