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活动，这一直让斯普劳尔很恼火。他写道，如果伯克利和物理系并不真心想让他回去，那么重返那里将是个错误的决定。而且，“鉴于薪资与其他大学相差如此悬殊，我也不应该回去”。
斯普劳尔是一个死板又保守的人，他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是个麻烦，所以当欧内斯特·劳伦斯提出给奥本海默双倍工资时，他犹豫再三。劳伦斯认为：“我们给奥本海默教授多少报酬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奥本海默在这里，政府就会给我们大笔的经费，相比之下他的工资将显得微不足道。”斯普劳尔这才不情愿地默许了。但现在，当两人坐在讲台上讨论这件事时，奥本海默拒绝了斯普劳尔的提议，并重复了他在信中所说的内容：他知道物理系的同事和斯普劳尔本人都不愿意让他回去，“因为他的脾气很差，判断力也很糟糕”。然后，他唐突地通知斯普劳尔，他已经决定去加州理工学院教书，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求斯普劳尔正式延长他的休假，这样他以后还有机会返回伯克利。可想而知，斯普劳尔一定对这次谈话的内容感到恼火，但他又不得不同意奥本海默的要求。
奥本海默的言行表明他还没想好自己的下一步，但是他希望这一步能助他一臂之力。一方面，他想要重温自己在伯克利生活时的美好时光；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战后的名望地位越来越适应，新的抱负也让他跃跃欲试。为了暂时解决这个难题，他拒绝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来他可以继续留在加州，同时保留返回伯克利任教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还可以乘坐螺旋桨飞机往返于加州和华盛顿之间，未来他将度过许多这样奔波的日子。
实际上，就在10月18日，洛斯阿拉莫斯的颁奖典礼后两天，奥本海默又回到了华盛顿，他到斯塔特勒酒店参加一个会议。当着6名参议员的面，奥本海默直言不讳地总结了原子弹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出席会议的还有亨利·华莱士，他是罗斯福第三个任期（1941—1945年）时的副总统，现任杜鲁门政府的商务部长。奥本海默抓住这个机会走到华莱士面前，他说自己非常想和华莱士私下谈谈，华莱士邀请他第二天早上去散步。
奥本海默和这位前副总统一起穿过华盛顿市中心走向商务部，奥本海默向他透露了自己内心对核弹的种种忧虑。他简短概括了政府政策中蕴含的危险。后来，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有人像奥本海默这样紧张过。他似乎觉得人类的毁灭迫在眉睫。”奥本海默愤愤地抱怨说，国务卿伯恩斯“认为我们可以用核弹作为武器，在国际外交中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奥本海默坚持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说，苏联人属于一个骄傲的民族，他们也有优秀的物理学家和丰富的资源。为了制造原子弹，他们也许不得不节衣缩食，即使如此，他们依然会不计代价地争取尽快制造出大量原子弹。他认为，在波茨坦会议时的处理失当，最终可能会造成数千万甚至数亿无辜平民遭到杀戮。
奥本海默向华莱士坦承，去年春天，也就是早在三一试验之前，他手下的许多科学家就“非常担心”可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他原以为罗斯福政府已经制订了一项计划，会就核弹问题与苏联进行沟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怀疑是因为英国人从中作梗。尽管如此，他认为史汀生对整件事的看法非常有“政治家的眼光”，他赞许地提到了战争部长在9月11日给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他说该备忘录“主张向苏联移交……与核有关的工业和科学信息”。奥本海默说到这时，华莱士插话说，内阁会议上从未提到过史汀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听到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显得不知所措，他说在新墨西哥州与他一起工作的科学家们都感到灰心丧气：“……他们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核弹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隐患。”
奥本海默还一度问华莱士自己是否应该见一下总统。华莱士鼓励他设法通过新任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约见总统。然后，两人就此道别。华莱士随后在日记中写道：“原子弹科学家们内心的罪恶感让我震惊不已。”
6天后，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点半，奥本海默被带进了总统办公室。杜鲁门总统自然对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充满好奇，他已经听说这位物理学家的口才和魅力有口皆碑。在战争部长帕特森引荐之后，三人坐了下来，除了帕特森，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有一种说法是，杜鲁门一上来就请奥本海默帮忙，以便国会能通过“梅-约翰逊法案”，授予陆军对原子能的永久控制权。杜鲁门说：“首先要搞清国内的问题，然后才是国际问题。”在沉默许久之后，奥本海默打破了尴尬，他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最好先弄清国际问题。”当然，他的意思是，当务之急是通过对原子能技术实行全面国际管制来阻止核武器扩散。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杜鲁门突然让奥本海默猜一猜苏联人什么时候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当奥本海默说不知道时，杜鲁门自信地说他知道答案：“永远不可能。”
对奥本海默来说，这种愚蠢证明了杜鲁门的局限性。威利·希金博特姆回忆说：“那种茫然不解令他绝望。”作为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杜鲁门会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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