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地表现出果断，但是在他看来，奥本海默的犹豫不决、隐晦难懂及悲观阴郁让人发狂。奥本海默最终意识到总统无法理解他想表达的紧迫感，于是他紧张地搓着双手又说了一句让他后悔的话，他在紧张时一向如此。他轻声说道：“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这句话激怒了杜鲁门，他后来告诉戴维·利连索尔：“我告诉他，鲜血是在我手上，让我来操心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杜鲁门对这件事不断添油加醋。另一个说法是，他当时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奥本海默，说：“好吧，给你，你不想擦擦手吗？”
他们的谈话结束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杜鲁门起身示意会议结束。两人握了握手，据称杜鲁门说：“别担心，我们会想出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也会帮助我们的。”
事后，有人听到总统喃喃自语道：“他手上沾满了鲜血？该死的，他手上的鲜血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这种事你用不着到处抱怨吧。”他后来对迪安·艾奇逊说：“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那个狗娘养的了。”即便到了1946年5月，杜鲁门仍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在给艾奇逊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是一个“哭哭啼啼的科学家”，“五六个月前，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一边急得搓手一边对我说，因为发现了原子能，他们手上沾满了鲜血”。
在这个紧要关头，一贯迷人冷静的奥本海默突然失去了往日的镇定自若和说服力。在放松的时候，他的即兴发挥让人赞叹，但是在压力之下，他一次又一次说出一些让他深感后悔的话，这些话将对他的人生造成重创。这一次，他本来有机会打动那个能帮他把核妖怪塞回瓶子里的人，但他完全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正如哈罗德·彻尼斯观察到的那样，他张口就来的雄辩其实是一把致命的双刃剑：它经常是说服别人的利器，但也会让别人辛苦的研究和准备显得一文不值。这是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时不时会让他做出愚蠢或糟糕的事情，它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这最终给了他的政敌毁掉他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这既不是奥本海默第一次，也不是他最后一次与身居要职的人作对。在他的一生中，他一次次地表现出自己愿意为别人着想；他对学生耐心、亲切、温柔，除非他们问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但面对当权者，他常常缺少耐心，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这一次，杜鲁门总统对核武器隐患的严重误解和无知促使奥本海默说了一些激怒他的话，而他本应料想到这样做的后果。
杜鲁门与科学家们的沟通从未有过任何改善。在许多科学家的印象中，总统是一个思想狭隘的人，经常力有未逮。“他没有什么想象力。”伊西多·拉比说。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科学家。约翰·J.麦克洛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华尔街律师，他曾短暂担任过杜鲁门总统的战争部助理部长，即使像他这样的人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容易匆忙武断地做出决定，有时也许过于匆忙，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一点儿也不出色……他不是林肯式的总统，而是一个凭直觉办事、资质平庸、精力充沛的人”。像麦克洛伊、拉比和奥本海默这样迥然不同的人都认为杜鲁门的直觉，特别是在核外交领域的直觉，既不谨慎也不可靠，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凭这些直觉行事并不足以应对目前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在台地上，没有人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哭哭啼啼的科学家”。1945年11月2日，一个湿冷的夜晚，这位前主管回到了“山上”。洛斯阿拉莫斯的剧院里再次座无虚席，人们来听奥本海默讲他所谓的“我们所处的困境”。他一开始就承认道：“我不太了解政治如何运作。”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有一些问题只有科学家才能解决。他说，已经发生的一切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科学和常识之间的关系”。
他讲了一个小时——大部分是即兴发挥，听众们都被迷住了。多年后，人们仍然在说：“我记得奥比的演讲……”这个夜晚让他们记忆犹新的部分原因是，奥本海默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原子弹让他们的内心纷乱如麻。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他说，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你就会认为，弄清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是件好事……把能控制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交给全人类，并依据它的潜力和价值而善用之，这也应该是件好事”。此外，还有一种“感觉是世界上可能没有别的地方比美国本土更适合研发核武器，因为在这里更有可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更不容易引发灾难”。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忠告他们，作为科学家，他们不能逃避对“这场重大危机”的责任。他说，许多人会“想要摆脱这种责任”。他们会辩称“这不过是另一种武器罢了”。对此，科学家们可是心中有数。“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这就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还应该认识到我们业已制造的这些核武器非常可怕，它们关系到一场变革，它们可不只是小修小改……”
“我清楚地看到战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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