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非昔比。我也很清楚，如果第一批原子弹——在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能够摧毁10平方英里的面积，那与过去的武器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我还很清楚，如果有人想生产它们，造价会很低廉。”这种量级上的变化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现在处于有利位置的是侵略者，而不是防御者。但是，如果战争已经变得难以承受，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非常“彻底”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精神上、法律上的，而且是观念和情感上的”。他说，他希望“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是，“这涉及精神上的巨大转变”。
应对这场危机需要国际社会的态度和做法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而奥本海默想在当代科学的经验中找到指引。他认为自己有了所谓的“临时解决方案”。首先，主要大国应该建立一个“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会的权力“无须国家元首审核”，其目标是寻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其次，应该建立具体的机制来促进科学家间的交流，“这样一来科学家间的同道情谊肯定会越来越深厚”。最后，“我想说的是，不应制造核弹”。奥本海默不确定这些提议是否行之有效，但这是一个开始。他说：“我知道这里的许多朋友与我意见一致。我要特别提到玻尔……”
就算玻尔和大多数科学家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从整个国家来看，他们显然也只是少数派。奥本海默后来在讲话中承认，他对层出不穷的“官方声明”感到“担忧”，这些声明的共同点是“坚持要求由美国单方面承担处理核武器的责任”。就在那一周早些时候，杜鲁门总统在纽约中央公园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海军日演讲，他似乎陶醉于美国的军事实力。杜鲁门曾说，美国将把原子弹作为世界其他国家对自己的“神圣托付”，“我们绝不允许向邪恶妥协”。奥本海默表示，他不喜欢杜鲁门扬扬得意的口气：“如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你说‘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我们想用原子弹来说服你们同意我们的观点’，那么你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而且你不会成功……你这是企图用武力来阻止灾难。”奥本海默告诉听众们，他不会对总统的动机和目标提出异议，但“我们只有1.4亿人口，地球上有20亿人口”，无论美国人多么自信他们的观点和想法会占上风，断然“拒绝他人的观点和想法，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那天晚上离开礼堂时，人们都深受感动。奥本海默和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道出了他们的许多疑虑、恐惧和希望。几十年后，他的话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描述的世界就像量子世界一样微妙而复杂。他从演讲伊始就带着谦逊的态度，然而，就像最优秀的政治家一样，他说出了一个直指问题核心的简单事实：世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美国人采取单方面行动，将会自食其果。
几天后，奥本海默、姬蒂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彼得和托妮，一起钻进他们家的凯迪拉克汽车，他们要驱车前往帕萨迪纳。离开洛斯阿拉莫斯让姬蒂如释重负，对奥本海默也是如此。在他钟爱的台地上，他取得了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他改变了世界，也被世界所改变，但他无法摆脱一种让人耿耿于怀的矛盾心理。
奥本海默到加州理工学院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奥托维桥边上那所小房子的主人——伊迪丝·沃纳。她在信中称呼他为“亲爱的奥本海默先生”。有人给了她一份奥本海默告别演讲的讲稿。“您好像就在我的厨房里踱来踱去，既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诉说，”她写道，“因此我常常觉得，您有一点儿贝克先生（尼尔斯·玻尔的化名）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气质。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觉得那就像原子能一样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力量……我想到你们两人的时候，就像从峡谷里传来的河流的歌声，在这个寂静之地都能感觉到世界需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