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分析师，而当时美国共产党坚持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势不两立。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似乎并没有让琼感到纠结，这可能主要与她对共产党时断时续的热情有关。（在青春期时，她曾反抗圣公会教会灌输给她的宗教教条；她告诉一位女性朋友，她每天都会擦洗额头上受洗的地方。她憎恶任何形式的宗教“闹剧”。）但是，对于那些同样对心理学感兴趣但蔑视政治活动的朋友，琼会激愤地说：“……他们对精神分析有多大兴趣，他们就对那些积极的社会运动就有多少怀疑。”对她来说，心理学理论就像外科专家的手术——“一种针对特定疾病的治疗方法”。即便如此，不同于她在党内的许多同志，琼仍然“看重个人灵魂的神圣性和判断力”。
总而言之，琼·塔特洛克是一个复杂的女人，她之所以会吸引奥本海默，原因之一是这位物理学家也对心理学有敏锐的直觉。据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说，她“与奥本海默非常般配。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年秋天琼和奥本海默开始约会后，大家很快看出来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我们都有点儿嫉妒，”琼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伊迪丝·A.詹金斯后来写道，“我一直都是远远地欣赏他（奥本海默）。他的早慧和才华已成为传奇，他那摇摆的步子、双脚外八字，有一副犹太人的面孔，再加上一双蓝眼睛和一头爱因斯坦式的乱发。我们在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的聚会上认识的他，那时我们就知道他那双眼睛会让人目不转睛，没有几个人会像他那样专注地倾听，他还会时不时地插上几句：‘是的！是的！是的！’而当他陷入沉思不停踱步时，他周围那些年轻的物理学信徒也都会学着他那摇摆的、外八字的步伐，并不时在听人讲话时说：‘是的！是的！是的！’”
琼·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的古怪之处了如指掌。或许因为她对自己的生命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她能与一个如此古怪的人产生共鸣。“你可别忘了，”她告诉她的一个朋友，“他7岁时就在学术团体演讲了，他从来没有过童年，所以他和我们很不一样。”和奥本海默一样，琼也善于自省。正如前面提到的，她已立志要成为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病学家。
在遇见琼之前，奥本海默的学生们见过他和不少女人有过交往。“至少有半打。”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但琼不一样，奥本海默总是和她单独相处，很少把她带进物理系的朋友圈子。只有在玛丽·埃伦·沃什伯恩不定期举办的聚会上，他的朋友们才有机会看到他们两个一起出现。瑟伯尔回忆说，琼“长得非常漂亮，而且无论在何种社交场合都显得泰然自若。”瑟伯尔意识到她在政治上肯定是一名“左派，而且比我们更偏左”。虽然琼显然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孩”，但瑟伯尔看得出她也有另一面：“我不清楚是因为躁郁症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但她确实有好几次严重的抑郁。”当琼情绪低落时，奥本海默也会萎靡不振。瑟伯尔说：“一旦和琼发生矛盾，他会沮丧好几天。”
尽管如此，这段感情还是经受住了这些考验，维持了3年多的时间。一位朋友后来说：“琼是奥本海默的真爱，也是他的至爱。他对她全心全意。”所以很可能琼的激进思想和社会良知也自然而然地唤醒了奥本海默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正是伦理文化学校经常讨论的议题。他很快开始活跃在众多人民阵线的事业当中。
1954年，奥本海默向审问他的人解释说：“从1936年年末开始，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犹太人在德国的遭遇让我怒火中烧。我在那里还有亲戚（一位姑妈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后来我帮他们脱离了险境，把他们接到了这个国家。我目睹了大萧条对我的学生们的影响，他们经常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只能干那些完全不适合他们的工作。正是通过他们，我开始了解到政治和经济形势对人们的生活到底能有多大影响。我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生活。”
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关注外来农场工人的困境。阿夫拉姆·耶迪迪亚是奥本海默一个学生的邻居，1937—1938年，他在加州救济管理局工作，就在那时他结识了这位伯克利的物理学家。“他对失业者的困境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耶迪迪亚回忆说，“他向我们连珠炮式地提问，询问我们如何帮助那些从俄克拉何马州和阿肯色州尘暴区迁徙来的农场工人……当时我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切实意义的’，而他的工作抽象难懂又触不可及。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奥比也有同感。”
大萧条使许多美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一点在加州尤为明显。1930年，四分之三的加州选民是已注册的共和党人，8年后民主党的人数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过共和党。1934年，因揭发丑闻而闻名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差点儿赢得州长竞选，他以“消除加州贫困计划”作为他激进的施政纲领。那一年，《国家》杂志发表社论说：“如果说哪里有革命要发生的话，那就是加州。没有哪个地方的劳资冲突达到了如此规模和激烈的程度，造成了如此大的伤亡，没有哪个地方曾如此明目张胆地剥夺《权利法案》所保障的个人自由……”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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