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另一位改革家——民主党人卡伯特·L.奥尔森在本州共产党的公开支持下当选为州长。奥尔森的竞选口号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尽管加州的左翼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整体暂时成为主流，但加州的共产党人仍属于少数派，在加州大学的各个校区也是如此。在伯克利分校所在的阿拉梅达县，共产党宣称有五六百名党员，其中包括在奥克兰造船厂工作的100名码头工人。加州共产党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共产党温和派的代言人。1936年，加州只有2 500名党员，到1938年增加到6 000多名。1938年，美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75 000名党员，但其新成员中许多党龄还不到一年。在20世纪30年代，总共大约有25万美国人至少在短时间内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对许多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来说，与美国共产党有所牵涉或参与其组织的各种文化和教育活动并不会被另眼相看。实际上，在某些圈子里，人民阵线还享有一定的声望。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仍然愿意参加共产党主办的作家大会，或者志愿到“人民教育中心”为工人授课。因此，通过这些方式，像奥本海默这样年轻的伯克利学者亲身体验了大萧条时期加州的文化和政治生活，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我喜欢这种耳目一新的伙伴关系，”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当时我觉得自己正在成为那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正是琼为奥本海默参与政治“打开了大门”。她的朋友也变成了他的朋友，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肯尼思·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约翰·皮特曼（美国共产党主办的《人民世界》报记者）、奥布里·格罗斯曼（律师）、鲁迪·兰伯特和伊迪丝·阿恩斯坦。汉娜·彼得斯是琼最好的朋友之一，她是琼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认识的一位德国裔医生。不久之后彼得斯博士成为奥本海默的医生，她的丈夫伯纳德·彼得斯（曾叫彼得罗夫斯基）也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
伯纳德1910年出生于波森，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都在慕尼黑学习电气工程。虽然他后来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确实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共产党的集会，有一次他参加了一场反纳粹示威，在那次示威中，有两人受伤。不久，他就被逮捕并关押在达豪，那里是一个早期的纳粹集中营。在经历了恐怖的3个月后，他被转移到慕尼黑监狱，然后又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释放了。（在这件事的另一个版本中，伯纳德设法逃出了监狱。）然后，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夜间骑自行车经过德国南部，再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22岁的女友汉娜，汉娜出生于柏林，为了学医逃到了帕多瓦。1934年4月，他俩移民美国，并于1934年11月20日在纽约结婚，1937年汉娜在纽约长岛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他们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工作期间，汉娜与琼·塔特洛克的朋友兼导师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当奥本海默通过琼认识彼得斯夫妇时，伯纳德是一名码头工人。
1934年，伯纳德写了一篇3 000字的文章，记述了他在达豪目睹的恐怖暴行。他详细地描写了囚犯遭受酷刑和被草率处决的情形，其中的细节令人发指。他写道，一名囚犯“被殴打后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在了我的臂弯里。他背上的皮肤全掉光了，肌肉一条条地挂在身上”。毫无疑问，伯纳德抵达西海岸后肯定向朋友们详细地讲述了纳粹的暴行。无论奥本海默是读过伯纳德关于达豪的文章，还是只听过他的口述，总之他一定被它们深深地打动了。伯纳德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中透露出一种真实和世故。奥本海默的另一位研究生菲利普·莫里森一直认为伯纳德“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同，他更成熟，这表现为一种特别认真投入的生活态度……他的经历远远超过我们……他曾目睹并感受过纳粹德国的野蛮黑暗，也曾在旧金山湾与码头工人们一起劳动”。
当伯纳德表现出对物理学的兴趣时，奥本海默鼓励他到伯克利上物理课。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天资很高的学生，虽然他没有本科学位，奥本海默还是想办法让他加入了伯克利物理系的研究生课程。伯纳德不久就成了奥本海默量子力学课上指定的记录员，他的论文也是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完成的。很自然地，奥本海默和琼与彼得斯夫妇过从甚密。虽然彼得斯夫妇坚称他们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无疑是左翼分子。1940年，汉娜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一个贫民区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这一经历“越发坚定了她这些年来形成的一个理念，那就是只有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的综合健康保险计划才能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在她执业的过程中，汉娜还坚持贯彻种族融合的理念，她接收黑人患者，那时还没有白人医生像她这样。这两种理念都给她贴上了激进分子的标签——联邦调查局认定她是共产党员。
这些新结识的朋友无疑把奥本海默拉进了他们热衷的政治运动。不过反过来，如果认定琼和她的圈子是奥本海默政治觉醒的唯一原因，那也失之偏颇。大约在1935年，奥本海默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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