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人士。1936—1939年，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受到了各地自由主义人士的广泛关注。在这些年间，约有2 800名美国人自告奋勇地加入了共产党资助的林肯支队，与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1937年春，希瓦利埃陪同马尔罗游览了加州。马尔罗不久前在西班牙内战中受伤，他此行一方面是宣传他的小说，另一方面是代表西班牙医疗局筹集资金，该组织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医疗援助。对希瓦利埃来说，马尔罗是一位有政治献身精神的严肃知识分子。
到1937年，所有证据都表明，希瓦利埃已经加入共产党。在他1965年出版的回忆录《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观点。即使那时麦卡锡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11年，他依然认为在党员身份这个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是明智之举。他写道，20世纪30年代末是“纯真的年代……我们对以理服人、实现民主及正义最终的胜利都抱有率真的信心，这让我们备受鼓舞”。他写道，奥本海默等志同道合者都相信，在国际上，西班牙共和国将战胜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狂飙，而在国内，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正在为基于种族和阶级平等的新社会秩序扫清障碍。许多知识分子都抱有这样的希望，其中有些人还加入了共产党。
奥本海默见到希瓦利埃的时候，希瓦利埃已是一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许他那时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很可能是被旧金山共产党官员推崇的非正式顾问。多年来，他与奥本海默都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只是在教员之家和校园里碰到过他。不过，他从伯克利的小道消息得知，这位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现在“急于做些什么，而不只是阅读纸面上那些令人困扰的现实问题。他想有所行动”。
最终，在一个新成立的教师工会的前期会议上，有人介绍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认识。后来，希瓦利埃认为他们初次见面的时间是1937年秋天。但是，如果像二人后来所说，他们是在这次工会会议上首次相遇，那么他们相识的时间就要提前整整两年，也就是在1935年的秋天。当时，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教师工会的349地方分会扩大了会员范围，开始接收大学教授。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一群教员讨论了这件事，然后我们碰了头，在教员之家或其他什么地方吃了午饭，我们决定加入工会。”奥本海默被选为书记员，希瓦利埃后来担任该地方分会的主席。几个月内，349地方分会就有了大约100名会员，其中有40人是大学教授或助教。
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记不清他们初次见面的具体情形，只记得他们两人一拍即合。希瓦利埃记得那时“有一种错觉……我感觉认识他很久了”。他既被奥本海默的才智所折服，又被他的“自然和简单”所吸引。据希瓦利埃说，就在当天，他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6~10人的讨论小组，每周或每两周定期聚在一起讨论政治。从1937年秋到1942年秋末，这种沙龙活动一直都在定期举行。在这些年里，希瓦利埃一直把奥本海默视为“最亲密、最坚定的朋友”。最初，他们的友谊源于共同的政治理念，但是希瓦利埃后来说：“然而，即使在一开始，我们彼此亲近也不纯粹是因为意识形态，我们的关系充满了个人色彩，充满了温情、好奇、互惠和思想交流，并迅速发展为一种深刻的情感。”希瓦利埃很快就开始用昵称“奥比”来称呼他的新朋友，奥本海默则经常到希瓦利埃家吃晚饭。他们还时不时地出去看电影或听音乐会。希瓦利埃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他来说，喝酒是社交活动，需要某种仪式。”奥本海默能调出“世界上最好喝的马丁尼酒”，而且他总喜欢说一句经典的祝酒词：“愿我们的敌人不知所措！”在希瓦利埃看来，他们的敌人是谁不言自明。
对琼·塔特洛克来说，跟共产党组织或其意识形态相比，投身有意义的事业本身最重要。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她告诉我她是共产党员，她和共产党的关系分分合合，她似乎从未从中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我不相信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搞政治，她是一个有着深切的宗教情怀的人。她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里的人民，热爱这里的生活。”到1936年秋，最让她全情投入的事业就是帮助西班牙共和国走出困境。
正是琼充满激情的天性驱使奥本海默从理论走向了行动。有一次他说虽然自己肯定是“弱势群体”的支持者，但他也只能成为这些政治斗争的围观者。“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琼抗议说，“永远不要逆来顺受！”很快她和奥本海默就开始为各种各样的西班牙援助团体组织筹款活动。1937—1938年的那个冬天，琼把奥本海默介绍给了西班牙难民关怀组织的主席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作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医学教授，阿迪斯在琼就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期间经常在学业上鼓励她，他既是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导师。阿迪斯还碰巧和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许多熟人都是朋友，比如哈康·希瓦利埃、莱纳斯·鲍林和路易丝·布朗斯唐。阿迪斯本人很快也和奥本海默成了“好朋友”。
托马斯·阿迪斯是一位极有修养的苏格兰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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